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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年第3期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王雨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对具有后现代理论性质的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进行批判的结果。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把实现环境正义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价值原则,切实维护中国的环境权和发展权,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环境正义自然价值论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到底有何价值和意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方面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建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因为这种人类主体强制性奴役自然的非生态态度,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①因此,沿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路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必然产生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另一种观点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认为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②立足于上述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看作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可以看出,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

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误读。事实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具有后现代性质的西方绿色思潮展开批判的结果。众所周知,生态中心论是具有后现代理论性质的西方绿色思潮,这不仅体现在它对其理论基础“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界定上,而且体现在它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和如何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上。生态中心论者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并把生态保护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以反人道主义和降低人类尊严的方式,通过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他们所说的“自然价值论”是针对“主观价值论”而言的,是指人之外的生命和存在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的需要的内在价值。所谓“自然权利论”则是依据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和地球优先性原则,强调人类之外的存在物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但是,生态中心论者所说的“自然价值论”不仅内涵各不相同,它并非是借助严格的逻辑论证和理论证明,而主要是借助于人的境界提升和直觉提出的,其结果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中。他们所说的“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这又会导致“是”和“应该”之间的所谓事实和价值的矛盾。他们的这种反理性主义、反人道主义、反主体性、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使其生态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质。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绿色理论之间的区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曾经作过论述,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中心主义而形成的一种现代主义的生态学。“生态主义(主流及其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灌输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判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因此,他们在价值立场和理论主张上存在根本区别。

他们在价值立场上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区别。首先,生态中心论秉承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主义的一种现代主义理论,它既不赞同其生态价值论,也不赞同其立足于生态中心论而形成的生态自治论的无政府主义解决方案。其次,从他们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他们和生态中心论存在原则的区别。具体说来,生态中心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生态中心论上述理论主张,指出生态中心论的主要问题正在于他们把生态问题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从而使“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被完全忽略了。”并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赞同生态中心论,但是它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关于历史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不仅对生态中心论有益,而且比生态中心论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基于以上认识,他们或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矛盾来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的内在联系;或者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研究,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看,他们同生态中心论也存在根本区别,具体体现在:第一,他们反对生态中心论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仅仅归结为人类价值观的危机,并主要从确立生物道德的价值观维度解决生态问题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应该坚持从历史与自然的联系、从阶级分析法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此前提下,探讨人类生态价值观、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才有价值和意义,指出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对环境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矛盾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对应,破除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破除资本对自然的控制和剥削,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环境正义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第二,他们明确反对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生物道德,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只不过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立足于资本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立足于集体基础上,致力于人类物质和精神福利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无法从理论上得到严格的逻辑证明,并把人类和自然的权利等同看待,因此,它既是神秘的,也是反人道主义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我们不应该在试图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意义上支配或剥削自然,但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应当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①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像生态中心论那样反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在他们看来,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一旦变革了资本及其控制的全球权力关系,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运用将不再是破坏性的,相反它们都会是有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只是资本利用现代文明的成就,把人们牵引到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消费活动中,把它作为人实现满足的唯一方式,目的是为了适应资本的高生产和维系资本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他们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让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生活状态,也并不反对商品、市场和技术,而是力图运用现代文明的成就和技术,为人们实现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和实现满足的形式,使人们从资本主义文明中仅仅根据疯狂的消费确定人的幸福的现象中摆脱出来。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那种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像西方中心论那样的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生态学理论,必然降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生态学理论具有反科学技术、反生产力发展、反工业文明的特点,同时他们把抽象的价值观的变革看作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立足于这种生态学理论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实践,不仅会导致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且无法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实现全球范围的环境正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形成了以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制度维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同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以及资本主义竞争所导致的生产的日益集中和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反对生态学”的命题;二是认为当代生态危机虽然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但反映的却是资本在追求利润的本性的驱使下,资本的空间生产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从而造成了不同国家和人群之间在自然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冲突,其本质是人和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的旨趣和归宿规定为对实现“环境正义”的追求上,这就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控制的全球权力关系的批判,从而展现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异于西方其他绿色理论的根本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价值观维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自然观展开批判,通过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系统阐发其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态自然观。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环境问题,把自然观和历史观割裂开来,从而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词,无法使其生态文明理论真正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修正,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强调生态学视阈中的“自然”不应该是与人类文明相对立的“荒野”,而应该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第二自然”,因为“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或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广义的层面就是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这就决定了仅仅拘泥于抽象生态道德价值观的变革,而不涉及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革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的,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自然观上的内在缺陷正在于他们不懂得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他们所说的“自然”要么是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荒野”,要么依然是受资本和技术理性控制下的“自然”,前者把环境保护同人类生存的权利对立起来,后者所说的“自然的解放”不过是指人类对自然的观念和看法发生变化,但是在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和技术理性盛行的情况下,要使人类对自然的观念和看法发生根本变化是不可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基础上的生态自然观,强调人类和自然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限定的关系,指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抽象道德说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把“自然”从异化的生产方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环境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能够建立内在联系的根本原因。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始终“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二是他们批判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价值观,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展开技术批判。如前所述,他们批评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既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同时也会陷入神秘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结局中,因此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辩护,强调“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需要。”但是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新的内涵,即它不是建立在资本和古典经济学所说的个人私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集体的长期利益和穷人的基本需要的基础上,是一种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为目的的人道主义。“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展开了技术批判,指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一方面是以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另一方面,是建立在物欲至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因此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与生态之间构成矛盾冲突。三是他们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展开批判,指出只有理顺需要、消费、商品和幸福的关系,才能真正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特点是“通过忽略个人的

自我实现的所有其他可能性(例如参与到创造性和令人满足的工作环境中),鼓励它的市民越来越以消费活动为唯一导向获得需要的满足。”①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西方社会起着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和维系政治统治的双重功能,也使人们从追求“知足常乐”的价值观转向了追求“越多越好”的价值观,人们的消费活动从以满足基本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向了证明自身地位和价值的商品的符号性消费,从而把商品占有和消费当作人实现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此明确指出,人的满足应该在生产活动中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中,由此高度集中的高生产和高消费的生存模式,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这并非是要否定现代技术和工业文明,而是利用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为人们创造多种富于创造性的满足方式从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商品、劳动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把技术进步、文明进步与人的道德进步有机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维度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如何最终解决生态危机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既反对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生态自治主义在不改变现行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前提下,通过社区生态自治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主张,指出地方性的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由资本的全球化造成的,单纯地方性的生态治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同时他们又反对环境主义把自然资源市场化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主张,认为一方面有些自然资源如空气、风景等自然资源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强化自然仅是满足人的工具需要的价值观,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剥削。在他们看来,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才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二是他们主张把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反对资本的统一战线,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批评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激进环保运动忽视生态学理论的阶级维度,把环境保护同以环境为生的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对立起来,造成了生态运动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矛盾和对立。资本正是利用这种矛盾和对立使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无法有机结合,使生态运动无法有效阻止资本为了利润而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强调,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既需要相互消除误解,又需要结成反对资本的阶级联盟。对于生态运动而言,只有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规定首先就是实现生产的正义,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保护生态的原则基础上。三是他们提出了通过“非官僚化”和“分散化”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过程的高度集权的现象,主张通过实现生产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化以及生产规模的分散化,使工人直接参与到经济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激发其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劳动中而不是在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和幸福,从而摆脱异化消费的束缚,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前提。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建构是其哲学理论基础,制度批判维度是其核心,政治维度是其理论归宿,三者构成了辩证统一的整体。上述特点意味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同时又是一种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到底有何价值和意义,是本文力图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总的来看存在两条研究路径:一条研究路径是拘泥于价值观的视角来研究生态文明理论。这条研究路径主要是借鉴和认同西方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纠缠于“自然”和“社会”二元对立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由此形成以生态为中心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文明理论。另一条研究路径是脱离对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价值基础的探讨,从技术角度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着重探讨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和具体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生态经济学、循环经济学和生态法学等具体的生态学科群,而这些生态学科群在生态价值论上并无自身独特的内容,主要还是建立在西方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基础上的。由于西方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价值立场上具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上具有文化决定论的缺陷,因而注定无法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真正途径,更无法把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同中国现代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①因此,如何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以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就成为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笔者看来,要完成上述课题,就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这也凸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秉承正确的价值立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批评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除了其理论本身缺乏科学严密论证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问题上,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这是因为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非历史地考察生态问题,看不到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把生态危机抽象地归结为人类价值观的危机,从而无法真正厘清在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辩护的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历史地考察生态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明确提出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生态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根本解决,而且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冲突,明确提出其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实现“环境正义”,他们上述观点的启示意义在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必须秉承正确的价值立场。这是因为,如果像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那样把生态危机的本质抽象地归结为人类价值观的危机,或者要求把生态的价值凌驾于人类的价值之上,或者奢谈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进而以生态为中心和人类整体利益为中心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这不仅没有把握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而且势必使生态文明理论无法真正落实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真正起到规范人类实践行为的作用而流于空谈。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立足于“环境正义”这一价值立场,合理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不同主体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真正起到指导和规范人类实践行为的作用。

第二,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该立足于“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两个维度展开。在当代环境治理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把全球性的视野和地方性行动有机结合起来,指出环境治理既离不开地方性行动,同时也必须看到地方性生态问题根源于资本的全球化。因此,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地方性行动只能缓解当代生态危机,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生态危机。上述观点的启示意义在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当立足于“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两个维度展开。所谓“全球视角”就是要求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当遵循实现“全球环境正义原则”分析和处理当代世界围绕环境问题的争议,从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应当说,当前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中的争论本质上是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态利益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问题的争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在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上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当代环境危机归结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不仅如此,他们在利用资本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同时,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成是全球环境的威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横加指责,其目的不过是使发展中国家始终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维护资本的既得利益。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要求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当着力探索如何破除当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公正公平,在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代环境治理问题上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同时,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地区视角,切实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实际上也明确肯定了各国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自主利用自身环境资源的权利以及应该承担的人类环境保护的责任。所谓“地方视角”,就是我们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要在追求“全球环境正义”原则的基础上,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立足于在如何真正使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态问题上的道德境界,把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同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的是生态危机根植于人们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关系矛盾的危机,因此,它要求生态文明理论能够外化为合理协调人们生态利益关系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底线规则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行为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论的任务和功能就在于为制定公平正义的生态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价值基础,它具有作为解决人们生态利益矛盾的底线规则和强制的性质。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以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为基础,主要通过生态价值观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消费观和幸福观,通过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态问题上的价值境界,形成一种生态意识的自觉,并逐渐将这种生态意识内化为人们行为的信念,按照生态规律和生态原则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相比,它具有倡导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在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态意识自觉和价值境界的不断提升。

第四,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展开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并力图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突破了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视角,纠缠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做法,从而真正抓住了生态危机的实质。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如果真正要发挥其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功能,实现其对环境正义追求的理论使命,就不应该像西方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论那样抽象谈论生态问题,而应该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建构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这是因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合理协调人们在生态资源上的物质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而这当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要真正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着力从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入手:其一,应当始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

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揭示当代生态危机和当前围绕全球环境治理而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争论的本质,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其二,应当考察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克服近代主、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和哲学思维方式,实现历史观和自然观的内在统一和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以此为生态文明理论的本体论基础。其三,应当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中,通过挖掘和整理马克思对资本的空间生产、资本的现代性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等生态哲学思想资源,以此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论基础。其四,应当回应西方绿色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中心论、生产主义,没有考虑自然对生产和人的解放的限制等质疑,科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以及关于人的解放、自然解放的思想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上述四个方面作了初步的探索,而全面科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正是时代赋予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尽的责和任务。

参考文献:

[1]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2]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3]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哲学思想》,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年第6期。

[4]任暟:《马克思“自然人化”论的生态学阐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年第6期。[5]陈惠雄:《论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根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年第7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年第3期

实习编辑:夏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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