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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
《庄子·天下篇》：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
（一）古代中国塑造现代西方及世界
美国《世界之谜》网站（World-Mysteries，Oct.）登载《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塑造了现代世界》，摘录（翻译）如下：
神州中华，不仅是一块文化、历史、艺术和美丽的乐土，也是一个有着最多的创新与发明的古国。如果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历史就会彻底改写。时至今日，源于古代中国的创新思想，继续帮助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
……传统中国对现代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成果，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瓷器、船舵、铁犁、丝绸、算盘、酒精、运河、船闸、青铜、大炮、纸币、纺车、马镫、雨伞、吊桥、煤炭、石油、造船、航海、地图、冶炼、太阳风、教堂钟、机械钟、悬索桥、渔线轮、地震仪、播种机、人体血液循环、天然气钻探技术、道路与接待旅馆、中医与自然保健、精神平衡、人体血液、天花接种、十进制与“0”、……以及科学：天文、物理、化学、电磁、气象、地震、技术、工程和数学……。
图风筝与礼乐文化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K.G.Temple）著《中国的天才》和《中国：发明的国度》称：“作为三千年来无可争议的发明与发现大师，中国人……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运输、军事和音乐等领域的贡献，（在18世纪）激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坦普尔提醒我们，欧洲的农业革命和基于其上的工业革命，两者都是源于中国——不仅是其发明创造与历史文献，而且还有她的高度发达的传统农业。
坦普尔指出：“18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原始和无望的（primitiveandhopeless），它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四世纪）的卓越而先进的中国农业，简直无法相比。”
约翰·霍布森在其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说：在农业方面，“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到达12世纪中国（宋朝）的水平。”
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包含世代经验和技术的“精耕细作”与“劳动密集”，它既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循环利用的生态型，又是适应人口增长的市场导向的发展型，这也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所绝无仅有的。
芝加哥大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称，中国传统农业所产生的“东亚奇迹”，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两者是“前因后果”。——引者〕。
中国传统农业（生态型＋发展型）也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元素的原创动因与实用基础，它们是：天文、地理、历法、生物、数学和工程等学科，以及大一统的制度管理和普遍通用的表意文字。应该说，现代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从这个“有机实用系统”而来的。
坦普尔还说：
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它们则都是中国起源：从造纸到瓷器，从机械钟到马具、炼钢，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尽管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然而近年来，中华民族作为科技发明的天才这一特质，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
何止“一半以上”，我们认为，论原创科技，西方几乎为零，而中国则差不多是%！为什么？先来看世界历史的两种模型：
1.中华（儒家）圈外〔神的社会、神的禁锢：强制静态或无序运动〕→低水平的生生灭灭（自然律）→终古原始停滞｛“神的社会”窒息人为人智，不存在发明创造，除非伪造｝2.中华（儒家）圈内〔人的社会、人的有为：契合自然与有序运动〕→发展型的大起大落（周期律）→从量变到质变｛现代“井喷”（发生在“全球通衢”地带的“爆炸性效应”）…→资本周期…→世界大战……｝
怀海德（AlfredNorthWhitehead，-年）的书《科学与现代世界》可见端倪：除了“原始艺术”之外，现代以前的西方没有科技。他说：
如果我们宏观透视那几万年的全部的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出现往往是相当突然的。默默无闻的民族有时会突然在事物的主流中出现；技术上的发现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境遇；原始的艺术可以很快地绽放花朵。
虽然怀海德承认中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但他断言她在科学上是“微不足道”。后者是怀海德囿于西方中心与线性思维，所得出的谬误。科学之古今乃截然不同：古代科技极难产生，而且它是被“道”所兼摄的“隐学”（后文详述）。
就像约翰·霍布森所言，历史上“欧洲自身的发明是少之又少”（theEuropeansinventedverylittleforthemselves）。
《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肯定：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国，即：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
……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意识基础之儒家学说。
……西欧人却……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
图解是什么启动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创新的？是《易经》及其契合天道的“有序运动”，而不是那些反自然的“怪力乱神”（画中的四角图标）。后者在历史上都是原始停滞，而与进步无关，只是最近才被卷入“文明”之中，便贪天功为己有。凡是具有排他性的“思想”，或与真实的“人与自然”无关的东西，无论它们在今天多么彰显，都应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
（二）人类社会非物质文化的原创地
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既是决定性的，也是全面的。再来介绍四项比其他任何一个发明或发现都更重要的原创成果，它们是：人文社会、制度管理、思想源泉、表意文字。阐述如下：第一、人文社会：即非宗教的“世俗性、人文型”社会。比西方早五千年。社会的重心从愚昧与迷信转向“以人为本”：人事、人情、人为、人智，并且排除“鬼神”对其干扰和禁锢〔西方称之为“启蒙理性”〕。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老子曰：“治大国，……以道莅天下，神鬼不伤人，……其鬼亦不神。”而西方从“神的社会”到“人的社会”的转型，发生在18世纪，实际上是儒家“启蒙”欧洲，并导致了法国与北美的两场革命。人类社会的“今天下”——人本人文、发明发展、现世普世的“天下”，是儒家打下的。若非如此，中国之外的人类社会至今仍是“神本”——窒息人的有为与潜能，继续原始停滞！古代中国走上了“人文化成、人代天工”的进步之路，经过数千年的伟大与悲壮之实践；直到郑和远航而开始联通世界，如此“人的有为”模式才骤然普及，全球广被。然而，这也“解放”了人的善与恶，尤其是打开了西方的“潘多拉盒子”，让牛鬼蛇神与洪水猛兽吞噬地球村与生物圈，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改造人性的任务尤为艰巨。第二、制度管理：即政治经济制度与学说。比西方早两千多年。它包括四个方面：1.超越血缘、跨越地缘的民族国家；2.统一行政管理及税收制度；3.作为西方及现代政治体制的原型的文官及考试制度；4.作为西方及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的中国经济思想。这四个方面，西方是在17—19世纪之间从中国引进的，之前则几乎为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诺思奇德（FrederickSamuelNorthedge，-年）称：“古代中国是现代制度的祖先。”白晋（JoachimBouvet，-年）及其耶稣会士同仁告诉莱布尼茨：“伏羲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更是全人类最早的立法者（theoriginallawgiverofallmankind）。”注意，这是“人”的社会的立法者，而18世纪以前的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德·蓬巴杜夫人（laPompadour）和她的医生对话》：“……一切立法、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之准则的自然秩序概念，若不是从孔夫子那里拿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体系理论的权威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年）指出：“这个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经存在五千年了，……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枢纽；……而西方在19—20世纪的崛起则只是一个插曲，应该被视为‘中国中心’的短期间断。”第三、思想源泉：即《易经》及其“有序运动”和“阴阳”之“动态平衡”。这是西方社会实现转型或启蒙的关键。在17—18世纪的欧洲，“易经～儒经”被称为“自然神”、“自然神学”或“自然哲学”，而孔子则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两者被用于取代“宗教神”，从而使该社会完成“世俗化与文明化”，走上“发明与发展”的道路。不仅如此，《易经》还是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哲学、科学、数学和神学的总源头。白晋对莱布尼茨说：伏羲为“所有哲学家的王子”；“《易经》包含古代算术、天文学、医学和音乐的奥秘，……包含了所有由知识和智慧的创造者所写的秘密教导……，西方的方法来源于《易经》”。法国东方学家德金（deGuignes，-年）也说：“《易经》……是所有种类的知识的源泉……。”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Amiot，-年）说：“我希望发现这样的原理，它为整个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那就是……中国古籍中的‘科学之科学’（科学之母）。”“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年）透过中国古籍，在中国哲学里发现基督教的原初成分。……古代异教（指儒家）的经典……已经预先阐明《新约》教义。……和基督教原生智慧。”第四、表意文字：即以“表意”为特点的汉字。它超越各种语言、也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使用普遍通用的意涵或概念，来作为哲理性与审美性的交流的媒介。这是在人类语言文字上的一枝独秀。汉字：1.表意（哲理）→知识｛哲学、科学、数学｝2.写意（审美）→文艺｛文学、美学、艺术｝
相比之下，其他任何一种文字，在受到汉字直接或间接影响之前，都是部落语言、方言土语或教派行话，因而不能表述知识与文艺（除非是原始性的）。西方是在17-18世纪进行了“汉字模式”的改革（借取含义、借鉴定义），才会有现在这样的文字和文明的。
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Prémare，-）说：“汉语对其他所有语言都具有唯一的合法性。”
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D.Spence）说：“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得以成立）的关键。”
芝加哥大学教授索萨西（HaunSaussy）说：“现代早期，中国书面语言在欧洲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写作的典范。”
牛津大学出版社推荐尤金妮娅的书《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称：“现代英语特性是在18世纪，通过‘解读中国’的方法而演变出来的。”
欧美现代派诗歌领袖艾兹拉·庞德（EzraPound，-年）说：“汉语书面语是有效思维的典范。……汉字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促使英语焕发活力，摆脱它的迟钝和不精确。”
关于“现代西方及世界文明从哪里来的”的深度思考：
对于中国来说，则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不久，所发生的“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对于西方自身来说，则是“突变”：从之前千万年的原始停滞到因“天时地利、风云际会”所发生的“飞跃”。
而对于地球生物圈来说，则是“变异”：人作为“智能生物”从“相对静态”（史前），到与自然和解的“动态平衡”（文明），再到征服自然的“剧烈动荡”（畸形文明）。
（三）世界历史上发展与创新的主轴
为什么说唯有中国能够原创知识、技术和文明，而西方则不可以？
“人类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它的古代的源头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判断和回答，如下：第一、知识的对象是真实的“人与自然”，这就是说，它是现世或世俗。因此，西方宗教就被排除在外。第二、准确性的知识要求“普遍通用”，它是对无数个“特殊性”的抽象与概括，而整体性、和谐性与包容性则是其前提条件。这样一来，以“斗争性、排他性、自我中心、主客两分”为特征的西方及“古希腊”的思维方式，也被排除。第三、准确性与全面性的知识所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是，地形、气候和物种以及人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都是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而要求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和同性、平衡性和“中庸性”，后者更在客观上要求“纬度适中”，不南不北。凡此说明，只有中国及中华民族胜任于原创知识。第四、知识需要文字来表达或表述、承载与承传，而如此文字则是“表意”，而非“表音”或“象形”。“表音”是狭隘性与排他性。“象形”所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和静态视觉，而知识与文明则是动态、变化、复杂和系统的。所以，汉字作为唯一的表意文字，便成为原创知识的媒介工具。再说它的“普遍通用”的特性，意味着汉字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哲学和知识元素。科技的历史与现代的“古今之辨”1.〔古代民族〕科技之有无，取决于智慧——传“道”受业、开物成务（科技禀赋得以发挥）；因为“双刃剑”对内（囿于地方生态、有限环境），故须天人和解，使发展规模受到限制。2.〔现代国家〕科技之强弱，取决于地理——转“海”回天、穷儿暴富（没有禀赋也能反超）；因为“双刃剑”对外（利用全球生态、无限环境），故能戡天役物，使发展规模空前无比。古代的“科技原创”与现代的“科技爆炸”虽是“前因后果”，但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科技是“双刃剑”，兼具正、负能量，后者意味着“人的自我否定”：它在古代是直接的和局部的，在现代是间接的和全面的。古代“技术～知识原创”是极难的，因为变乱自家环境很可能会造成灭顶之灾。现代科技是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的，其“负能量”间接而长远，尽管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现代人比较容易在这方面“创造奇迹”。历史上的两种模式：“神”窒息人为人智，“道”监护发明发展。在古代世界，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和分隔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在此情况下，任何针对和改变自然的“人的有为”，都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毁家园、自掘坟墓）。所以在近代以前，一般都是依靠“神”来禁锢人为与人智——视之为“固有愚蠢”，并把它“万古封存”。唯有古代中国例外，她能够开发和运用技术与知识；因为她掌握了一种智慧“道”，能够化解“双刃剑/负能量”，并且保持天人关系的动态平衡与整体和谐。所以，华夏原创和运用技术与知识，并且启动和推动“发明～发展”，这是人类社会中独一无二的。这种“原创机制”的从量变到质变，才有了西方文明及现代文明。
（四）科技原创及其现代爆炸的规律
（甲）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
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易经式的“有序运动”，但在实践中则会“亢龙有悔、为道屡迁”（脱离和谐轨道）——达到一定高度就会失控，而走向反面（天下大乱）。这是因为：
发展需要越来越大的“外部生态”来平衡，而历史中国则在客观上受制于自身环境（尽管这是最适合于古代发展的环境）；如果打通其周边的天造地设或艰难险阻（从而实现“向外发展”），那要依靠长期的经济与技术的积累，至于打通“全球天下”，非数千年的功夫而莫能。
现代人受害于西方的线性思维，其智力已严重退化；因而不了解中华文明的真谛，却偏执于其负面，更不懂得“周期律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旋律”〔详见诸玄识同名网文〕。
古人处理“双刃剑/负能量”谈何容易。历史中国每一次跃进都会导致和招致巨大挑战——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例如，铁器革命造成了“战国”（诸夏混战）；再说经济与人口之相辅共增、齐头并进，皆会冲击国土生态。例如，明末西北连续二十五年旱灾。
更严重的是，由于文明辐射与技术扩散，把越来越大的“天下”启动起来，在尚未被“和谐”（平天下）之前，那一定是战争升级；由此，遍天下的“祸因乱源”顺着地形倾势和生态落差，而向心聚爆〔中原是“逆形胜”，难守亦难向外进攻，而入侵者则顺势掩杀、长驱直入〕。
尤其是，文明辐射与技术扩散会把某些地方的“地缘战略优势”给提升起来（机动驰骋、如虎添翼），以致构成长期的战争源（文明的天敌）——古今世界之最是：历史上的“草原暴力”（胡患胡骑）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东洋西洋）。
宋明之际，中国的相对快速发展却遭遇国土生态极限与亚太地理瓶颈（在太平洋方面，传统科技不胜任“外向发展”），因而加剧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文明的张力”驱动了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原创机制”将会从量变到质变，后者却是在“全球天下”之中的更适宜、更通达的区域，发生“井喷”（爆炸性效应）。
人类历史上的唯一真文明乃“九死一生、九转功成”。可惜，很少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乙）发展中心的几次转移
古代中国的“原创”是现代西方及世界的科技革命与知识爆炸的种子。“爆炸中心”（科技及发展中心）随着地理优势的改变，而发生“乾坤旋转”：
第一，近代：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地理优势从亚欧东陆转移到其两端海隅（西洋、东洋），西欧从“文明极边”摇变为“全球通衢”——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由此，西方能够利用其“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轻易而举地汇聚古今世界的成果与资源，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绽放潜能而登峰造极。
与此同时，大部分的非西方——尤其是原创地（中国）——均沦为牺牲者。
第二，现代，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改变地理优势，科技（发展）中心还会转移，直到返回其原创地：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在21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在“地缘政治”的逆境（逆形胜）中岿然长存，迤逦奋进。而今中国首次迎来了“地缘政治”的顺境——在这个最大洲洋的交汇地带，整合性、机动性和创造性均开始反超海洋霸权。西方的矛盾不能向外宣泄，就会聚爆于内。毛主席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五）科学与文明背后的“隐形引擎”
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与文明演进——地球上唯一真文明的全面展开：
（甲）运动与发展的原动力
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知识、技术、文字和发展——均发端于《易经》，而“西方文明”的一切（尤其是“古希腊”）都不兼容、不存在于古代，为什么？
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联通之前，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和分隔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在此情况下，任何针对自然的妄动都意味着自毁家园和灭顶之灾。
首先维持生存，方能谈论发展。古人生存之道基本上有两种：
1.依靠“神”遏制人的有为，强制静态、以免天惩2.依靠“道”调和天人关系，动态平衡，整体和谐
显而易见，（生存之道）第一种只能是原始停滞，而第二种则有可能带来文明与发展。由“动”切入，可以探究“文明史”的真相。
万事万物处于“恒动”状态。但人及社会的“动”可分为正负能量。虽然现在很难分清人及社会之动的“善与恶”，即使是恶魔或霸道也会冠冕堂皇、义正辞严，但若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古代，倒是能够“一目了然、一清二楚”。郑和远航之联通世界，从而现代人——首先是处于“优势海洋地缘”的西方——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狂动”；对外是“负能量”（破坏性），对内是“正能量”（建设性）。所以现在是“善恶不分”：大恶表现为“至善”。
然而，像西方那种对抗性与排他性的模式，在今天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而在古代则根本行不通，要有，都是虚构的（例如“古希腊”）。因为：
1、囿于自身环境的古人只能是顺应自然之“动”，否则，任何对抗性和排他性都是“自我否定”：要么自毁家园、灭顶之灾；要么对外战争、毁人毁己。有幸被宗教拯救，那也无非是对内禁锢，强制静态，这样难免是原始停滞。
2、古代的发展是“和合自然”，而非征服自然。近代以前，唯有使人与自然和解、和合的“道”（智慧）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到积极契合自然规律的“动”——“和合天人、有序运动”。
这种“有序运动”在本质上走的是“易经爻卦”的轨道，虽然在实践中会“失控”〔“为道也屡迁”〕；但总的来说还是不断进步或发展的，所以说，如此“周期律”是历史上人类社会的“主旋律”。
“易经式”的有序运动的功能是：契合天运，道法自然，动态平衡，整体和谐，顺天应人，变易取材，利用厚生。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真文明，独一无二地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它把越来越大的“天下”启动起来。
在近代以前，任何“道”之外的“动”，都一定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互相抵消”，结果为零。由此看来，现代文明从何而来不就清清楚楚了吗！进而推论三点：第一，古今世界的文明是“道的文明”，在历史上只有中华一家，而今则是前者的全面开花，暂时脱离“和谐之道”而已。第二，西方的文明与“历史”都是最近现象，亦即都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塑造或伪造；像西方及希腊那种排他性和反自然的“文化”，根本不兼容于古代环境。第三，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滞，而不存在任何文明的元素，诸如文字与文献、哲学与神学。要有，也都是后来通过耶稣会士，利用中国资料塑造或伪造的。第四，重申一下古代的耶教，它禁锢“人”（以免妄动而自毁），强制静态，因而是原始性的宗教；其一切有关“动”的东西，尤其是“创世纪”，皆不存在。
（乙）知识与科技的总源泉
知识和技术乃至“百科”，包括科学和数学等，都不是智慧，而是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所具有的独特禀赋——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可以称为“第二本能”。比较如下：
人的第一本能（一般生物本能）：饮食男女、生息繁衍、趋利避害、亲疏有别
人的第二本能（智能生物禀赋）：反克自然、无法无天、剖析大千、索取万物
第二本能的特点是“双刃剑”，兼具正、负能量，后者同样意味着人的自我否定——从人祸天灾到人类自毁。那么，如何开发“第二本能”（知识与科技）？现代容易，古代极难。为什么？
现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创造“奇迹”。而对于囿于地方生态或自身环境的古人来说，开发“第二本能”则面临“自我否定”。因此，在近代以前，一般都是依靠“神”来禁锢“第二本能”，并把“人为、人智”当作人类的“固有愚蠢”，对它们进行“万古封存”（潘多拉盒子）。《道德经》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唯有中国文化的“道”能够处理“双刃剑”，从而获得包括知识与科技在内的“物质文明”。
《书经·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庄子·天地篇》“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易经》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明於天之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道”与物质文明在古代乃一体，而今则是分开的（“道隐无名”）。
图解真文明的奥秘。历史中国的原创机制与和谐发展，在打通“全球天下”的新形势下“从量变到质变”，从而产生世界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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