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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王国”认为，自由选择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国民的工作和生活应当受到数学般的精确控制。于是政府将泰勒管理学扭曲并推向极致，推出所谓“守时戒律表”“个人活动时间”“母性标准”等准则，将一切社会行为加以量化和标准化，并置于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没有想到要把他的管理方法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中去，推广到生活的每一步骤，整整24小时中去。”
“人们被迫怎样，最后就会变得怎样，压制的习性被弱化，并在不断的抑制中被扼杀。”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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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的三大代表作，《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都对各自故事中的专制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喻和批判。本文分别以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管理型社会为视角，对这三部作品中的社会类型和权力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挖掘出其中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研究认为，三部作品中的极权主义政府通过各自复杂而精细的社会权力机制，有效地实现了控制国民思想、维持社会现状的目的;在其作者看来，只有最大程度的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才能保证公民拥有足够自由的选择，避免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关键词:反乌托邦;泰勒主义;福特主义;管理型社会
作者简介:李锋，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批评理论。
文章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