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顾建军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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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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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神奇魅力的同时，也敞开了其百科全书式的内在世界。"作为人工物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意志的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等视角日益多元，不断地改写和刷新着人们认识技术的维度。关于技术的现代维度，我们可以从技术的物性、人性、活性、知性等方面加以把握。我国各级各类的技术教育应当重新审视技术的现代维度，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教育价值体系，以全面提高学生技术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实现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相匹配的教育变革。

关键词：技术现代维度技术教育教育价值重构

顾建军

顾建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组组长。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国民技术素养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12YJA）；江苏省计划"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

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年第六期

英国学者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J.O’Connor)曾经说过，任何教育理论总是包括三种陈述系统：形而上学的陈述、价值判断的陈述和经验的陈述(瞿葆奎,,第-页)。技术教育的理论建构自然也不例外。伴随着当代技术持续不断的迭代式发展和革命性变化，技术外在的泛在性、具身性和内在的结构性、多向性，不断地改写和刷新着人们对技术的多维度认识。与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言的“环境改变与自身改变的一致性”相类似，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技术自身的内涵、意蕴与维度，以实现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的一致性。我国各级各类技术教育是以技术为教育内容的教育存在，技术变迁所导致的技术维度的现代性变化，不仅是洞察技术教育现象、进行技术教育理论研究、把握技术教育“现代性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重塑技术教育价值体系、建构现代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

一、技术概念的历史发展与技术的传统维度

弗里德里希·拉普(F.Rapp)说：“技术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使其概念化。”(拉普,,第21页)尼采(F.W.Nietzsche)指出：“所有概念都源于我们对不等同事物的等化。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概念的‘叶子’是通过对个体差异的武断抽象，通过对差别的遗忘而形成的。在自然中，除了‘叶子们’还应该有‘叶子’——某种原型，因而没有一个复制品能够达到准确、可靠并忠实于原型。”(Nietzsche,,p.46)从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打制石器，甚至从利用树枝制作栖居和防身物品开始，技术就成为历史的存在，开始了它的漫漫旅程，直至形成当下眼花缭乱、魅力无限的技术世界。但与技术所追求的精致、精确恰恰相反，技术的概念是那样的多有歧义和模糊不清。从现代分析哲学的观点来看，技术与“科学”“文化”等较为泛化的概念相似，算不上一个理想的“符号语言”。但与技术所创造的神奇一样，技术的概念又展示了一个富于发展变化和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个世界色彩斑斓，对任何人来说都算是一个迷宫，自然也给技术教育工作者平添出几分朦胧和遐思。

（一）古代技术的意向性与二维结构

汉语中的“技术”是一个合成词,古代仅有单音词“技”和“术”。可以说，我国古代的技术概念所描绘的是一个简单的外在之“技”与内在之“术”构成的二维结构，它超越了人类本能的行为图景。《说文解字》云，技乃巧也，从“手”“支”声，通作“伎”。这里的“巧”具有一定的意向性，它一方面是指巧妙用力的方法，是人的行为动作的技巧。这种“巧”有其“称奇”之处和“奇技淫巧”之意，其行为动作水平超越了一般人的本能，具有“能工巧匠”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暗示着“巧”是人的意向性的外在表现，包含人的“心理”“心智”的机理，也即“心灵手巧”，但对于其心灵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艺术”层面，故有“技艺”之解。《汉书·艺文志》中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里把人的行为动作与作为对象物的“器械”和“机关”结合起来理解“技”，开始建立了古代技术的“人机关系”理念和“物性”意识，且拓展了“技巧之胜”的意向性价值，但这些认识尚是简单的和朦胧的。此外，《尚书·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礼记·王制》则有“凡执技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之说。这里把“技”与社会的职业相联系，反映了人类社会分工中“技”的维度及对职业内核的初步理解，即特有的技术可以构成一种职业，一些职业蕴含着特有的“技”的成份。依此，我国古代的“技”有时则专指工匠，故有《荀子·富国》中“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和“家有万亩良田，不如薄技在身”等俗语。“术”在我国古代意义则相当丰富，一指古代城邑中的道路，例如左思《蜀都赋》“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可以泛指路径；二指“技艺”，如《礼记·乡饮酒义》中的“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郑玄注：“术，犹艺也”)。《后汉书·伏湛传》云：“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当然，“术”还有“手段”“策略”“方法”“天文历算”等义。战国时，法家申不害曾提出“术治”，认为“法”是公开的，“术”是内隐的，君主通过“术”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而《论衡》也曾云：“夫圣贤之治世也，得其术则功成，失其术则事废。”可见，法术、巫术、权术等都是“术”(辞海编辑委员会,,第页)。由此可见，古代之“术”主要是指与人类和社会行为相联的内在认知和心理活动，体现了“人性”的维度。“技”与“术”的结合，把超越人类本能、往往与材料器械等物品相联、具有独特效用的行为归为“术”之一类，显然强化了外在行为因素与内在心理因素的统一性。总体来说，我国古代意义上的技术维度是二元相联、以外为主的“内外结构”，其核心在于技能、技巧、技艺。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技能(skill)”(转引自Riessen,)。这种理解，也可以从英语中的technology的词源演变过程得到印证。英语中的technology来源于希腊文techne，表示生产技艺的能力或技能。亚里士多德尽管更多地是从技艺意义上来阐述技术，然而并不影响他对技术的原始本质的揭示。他是最早将科学与技术加以区分的学者。他认为科学的对象限于不可改变的实在，人到达真理知识的方式是沉思，而技术涉及做事情，技术的对象限于一类可变化的事物，不可改变的事物不是制作活动的对象，但这类事物的改变又必须在人的能力以内(转引自廖申白，)。这表明了技术具有人的外在作用对象与内在认识能力的统一性。当然，古罗马时的维特鲁维奥(Vitruvius)也已注意到技术包含制作和认识两个方面。因此，可以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技术观念也是蕴含着二维的技术维度，不过就其学理来说，其对技术的认识可以用“内外相联、二维贯通”来加以表述。

古代二维结构的技术认识，更多地立足于“心灵”与“手巧”相贯通的“技艺”层面，即使“技艺”高度娴熟，也往往归结为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日积月累的技能训练。如亚里士多德把技术分为“制作术”与“习得术”两种，庄子也曾云“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这都可以看作是经验论技术观的生动写照。这种观念之下的技术教育方式方法必然是典型的“行为主义范式”，也就是采用简单模仿、机械训练、不断重复、技能固化等方法使技术习得对象获得相应的技术技能。

（二）近代技术的体系性与技术的三维性

从中世纪直至近代，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与诠释开始发生了变化，“奇技淫巧”“惟手熟耳”式的技术认识逐渐被“赋予理智”“基于方法”“蕴含原理”的技术认识所取代。早在中世纪，基督教人士奥古斯丁(S.A.Augustinus)就认为技术是一种对理智的运用，认为“这种理智的敏锐性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揭示了我们被赋予的人性是多么的丰富”，“人的技巧已经取得的进步和达到的完美程度也显示了神的慈爱”(奥古斯丁,,第22卷，第24章)。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F.Bacon)在提出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论断的基础上，认为此前所认识的知识“缺乏事功”(barrenofwork)，为了弥补其不足，他提出要对科学进行重建，挖掘技术的基于自然、超越自然的社会价值，指出技术的“一系列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和战胜人类的贫困与苦难”，认为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被动观察者，而应当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双手，迫使自然离开其自然状态(培根,,前言和概要)。他在《伟大的复兴》中提到“事物的本性在技术的挑衅下要比在其天然的自由状态中更易暴露出来”(培根,,前言和概要)。这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建立了崭新意义上的人技关系，揭示了技术对自然的互动本质和特有的知识属性，使人类对技术的认识迈上了新台阶，并催生了伟大的工业革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technicalart”的媒介作用，在技术活跃的17世纪的法国，“techne”演变成为“technique”和“technir”，表示技术与各种技能生产相联系的过程和活动的全部领域。“technology”也首先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表示对“实用技艺”的讨论。当然，英语中的“technique”和“technology”也有所不同，前者多指事物的“制”(making)和“做”(doing)的具体操作和专门方法，如干燥、酸洗、超声波探测等。就二者关系讲，technology乃是对多种technique的系统研究。此后，技术所内隐的原理、方法、规则、体系开始“去蔽”和“张开”(参见陈昌曙,,第91-95页)。18世纪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Diderot)在《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中，将技术定义为“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的体系”(狄德罗,,第页)，成为近代技术概念的经典定义。狄德罗的定义首先凸显了人的主观意向的技术活动具有目的性的主观维度，其次提出了技术所必然存在的工具(即物质)的维度，最后还把作为物体的工具和人的活动方式的规则理解为一个体系化的存在，而这种体系化的存在形态构成了技术的第三维度，即技术所内蕴的知识维度。其后的德国学者乔治·贝克曼(J.Beckmann)进一步明晰了技术的知识属性，认为技术是“指导物质生产过程的科学或工艺知识”，这种知识“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全部操作及其原因和结果”(Lenk,Ropohl,)，凸显了技术的程序性知识的特征。19世纪之后，西方技术哲学家从不同方面给技术下了不同的定义。德国的拉普认为，技术就是技能、工程科学、生产过程和手段，对技术理解的出发点是人们对自然有目的的征服作用，技术的根本前提是初级产品(材料和能源)、具体的物质手段(仪器和机械)、技术知识和能力(拉普,,第页)。德国的恩斯特·卡普(E.Kapp)认为技术有两个含义，包括人的活动方式本身(技能)和代替人类活动的装置，并认为人类所发明的一切技术活动手段都是人体器官向外界投影而形成的结构(参见Mitcham,,pp.23-24)。英国的查尔斯·辛格(C.Singer)在《技术史》中，认为“技术是用来制造或生产物质的知识和装置”(辛格,,第58页)。加拿大的马里奥·邦格(M.Bunge)则在《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中认为：“技术是按照某种有价值的现实目的来控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事物及过程，并受到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和。”(Bunge,)这些观点都从不同角度论及了技术所蕴含的体系性和知识性。

我国目前关于技术的定义有很多，但总体来说也是与此相一致的。如《辞海》上的定义是：(1)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如电工技术、焊接技术、木工技术、激光技术、作物栽培技术、育种技术等；(2)除操作技能外，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夏征农,,第页)。国内学者还有一些关于技术的其他定义，如：“技术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人类为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而积累、创造并在实践中运用的各种物质手段、工艺程序、操作方法、技能技巧和相应知识的总和”(陈士俊，柳州，)；“技术是人的知识和智慧与客观的手段(软件和硬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方法体系”(陈文化，沈健，胡桂香，)；“技术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社会生产和非生产活动中，运用自然规律创造的物质手段和相应知识的综合体”(柯礼文，)；“技术就是人类凭借经验、知识、技能并同物质手段相结合，而使天然自然变为人工自然的运动过程”(远德玉,,第5页)。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到，除了活动维度、物质维度之外，技术的知识维度得到了多向度的挖掘和前所未有的重视。

近代意义上的技术观念，客观上形成了“人—知识—物”的技术认知的三维结构。这标志着技术不再仅仅依靠经验与直觉的把握，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基于行为与事物相统一的规则与原理和启蒙思想指引下的技术知识的发现。应当说，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现，它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正因为如此，技术“创生物”的内在生成机理与机制成为技术革新与快速发展的基础，也使技术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崛起于学科之林，且不断分化，成为近代以来技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建立在三维技术观念之上的技术教育必然是知行合一的行为范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经验的统一是其核心和关键。

（三）现代和后现代技术的集成性与技术的多维性

20世纪中叶以来，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方面，现代技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及“电子控制+”“网络控制+”等技术的高度集成使其产生了巨大的干预自然的能力，从而迅速建构起了一个现代化的人工世界，彰显了人类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使社会的现代性内在矛盾日渐突出，这些由技术的发展所放大和激化的矛盾带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纠葛，它包括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等的冲突。现代技术的这种二重效应，导致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浪漫主义、技术批判主义等思潮泛起，生发了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未来等方面的理论透视和批判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将社会发展与技术制造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和基于人类幸福意义上重新评价技术价值的政治学。这也从多个方面回应了“技术悖论”的症结，进而形成了技术的多维结构。

首先，技术的多维结构深化了对技术知识特征的认识,强化了技术知识的认识论地位，实现了由实践论的技术知识论进入到认识论的技术知识论的发展。技术知识论的特征与价值的揭示是在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断争辩中进化而来的。随着技术与科学关系的日益密切并受到经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技术就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这一观念甚为流行，对此，唐·伊德(D.Ihde)对“将技术贬黜为应用和实践”的认识所导致的技术知识附属于科学知识的非独立地位的观点作了深入的批判，揭示了技术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独特的认识论价值(转引自陈凡,,第3页)。卡尔·米切姆(C.Mitcham)认为，把技术看作知识是一种关于技术的最佳分析模式，技术不只是技能和人们手中的中性工具，也不只是科学的应用和附庸，而是有其独特的认识论地位。斯柯列莫夫斯基(H.Skilimowski)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技术是人类认识的一种形式”(转引自拉普,,第92页)。技术史家埃德温·T.莱顿(E.T.Layton)在《作为知识的技术》一文中指出，应“承认技术的认识论基础，将技术变迁的本质看作是知识变迁”，认为作为科学知识的镜像兄弟，技术是一个“自主的、平等的组织”(Layton,)。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内森·罗森伯格(N.Rosenberg)也指出，“技术本身是关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一组知识，它并非只是来自其他领域知识的应用”(Rosenberg,,p.)。而法国的雅克·埃吕尔(J.Ellul)在《技术社会》中则强调了技术知识方法论的有效性，指出“我所用的技术一词，并不指机器、技术或达到目的的这种或那种程序，在我们的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是秩序、模式和机制的总和”(转引自舒尔曼,,第页)。我国学者禹智潭、陈文化认为，“技术是人类利用、控制与改造自然、社会、思维的方式方法的集合”(禹智潭，陈文化，)，他们阐明了技术内在的人类思维方式方法、尤其是实践性的思维方法。此外，科恩瓦赫斯(K.Cohenvahs)则从过程论与功能论的角度论述了技术知识的方法论特点，他在《技术的形式理论》一文中提出：“除了我们社会的组织化知识之外，有关怎样应用现存的事物，怎样生产有用的事物，以及为了得到我们所需的功能，为了具有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怎样设计人工制品的知识，也都是我们所要体验和收集的。我们称这些知识为技术知识。”(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第页)当代学者布莱恩·阿瑟(B.Arthur)则特别说到：“技术真的是科学的应用吗？仅此而已？我认为不是。至少真相要比这复杂得多。过去许多技术的诞生都几乎与科学毫无关系。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技术才开始大规模地向科学进行‘借贷’。——断言技术只是科学的‘应用’是幼稚的，毋宁说技术是从科学和自己的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方面堆积在一起，并且随着这一切的发生，科学会有机地成为技术的一部分，被深深地融入技术。”(阿瑟,,第64-65页)阿瑟认为，对技术而言，存在着一个既适用于计算机辅助设计，也适用于发电站,适用于铅笔、掌上游戏机和DNA测序技术的通用逻辑(阿瑟,,前言页)。他充分说明了技术有自己的“行事逻辑”，甚至技术自身正在变为“有机物”。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学者阐述了技术知识的默会维度、集成性、延展性等等，技术所特有的认识论价值得到多方面的揭示。

其次，技术的多维结构发掘了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分析维度。早在20世纪初，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认为，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组装的流水线化，劳动者成为“一部机器”，甚至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对此，技术发挥着掩盖多种社会问题、转移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阻挠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甚至认为，技术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Mercuse)认为，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是因为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马尔库塞,,第-页)。他指出，随着技术的疾风暴雨般的涌现和人对技术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技术具有了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利用技术而不是利用恐怖”有效地统治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社会，他谴责高度精确的技术设备把生产者牢牢地捆绑在机器设备上，使之成为它的附属物，“成为流水线上一个原子”，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第2-8页)。技术本着“人们控制自然的科学方法”，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同的社会功能，“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了解放的桎梏”(马尔库塞,,第42-45页)。马尔库塞的理论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本人也成为年联邦德国大学生造反的精神领袖。尤尔根·哈贝马斯(J.Habermas)对此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提出了技术的新的意识形态观念，他指出，科学与技术，不仅成为今天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也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高度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但技术与科学作为统治的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成了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偶像的新型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哈贝马斯,,第49-69页)。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演变成为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了基于技术批判的“意识形态”维度。

再次，技术的文化维度、价值维度、社会维度等也在技术的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卡普在《技术哲学纲要》中认为，技术是人类同自然的一种联系，是文化、道德、知识进步和人类“自我挽救”的手段(参见吴国盛,,第1-5页)。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F.Ferré)认为,“技术(而不是科学)直接地影响着生活和自然，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两方面都应算作技术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从一方面，如果缺少了知识，不管我们如何热切地希望达到某种目的，也无法制造出实现这些目的的根据；从另一方面，如果缺少了价值，我们将永远不会产生出使用知识的动机。可以说，价值和知识是每件人工产品的基本成分”(转引自格里芬,,第页)。哲学家邦格(M.Bunge)也将价值性知识纳入技术中，他在《技术的丰富哲理》中指出,技术是“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和过程，并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和”(Bunge,)。拉普则认为:“技术是一种包容许多内涵的文化现象，是无所不包的科学方法。它并不是在工具的帮助下给非生命的自然以形式，而是控制的方法。准确地讲，是以设计为中心的技术-科学方法。”(拉普,,第4-31页)美国的约瑟夫·C.皮特(J.C.Pitt)在其专著《技术思考-技术哲学的基础》中曾多次提出技术是“人类的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等等(参见Pitt,,pp.2-56)。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还挖掘了技术的“意志维度”，包括意愿(expect)、倾向(intend)、动机(motivation)与欲望(desire)等要素，分析了技术与人的意向性、目的性以及人格特征等的密切相关(Mitcham,Durbin,)。他还认为技术在人工物、知识、过程、意志等多层面得以展现，其本身蕴涵着育德、益智、审美等丰富的教育价值(参见吴国盛,,第23-35页)。这与技术所内蕴的工匠精神有所呼应，同时也建构了“作为人工物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意志的技术”的“四维技术”结构。

二、技术的现代维度的多元建构

现代技术的复杂性、迭代性、集成性以及泛在性，孕育了技术分析的多向度和多维视角。尤其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所携带的共享、众筹、绿色、个性化、一体化等特征，诠释了技术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型关系。这些新的变化不仅使人们对技术的经典分析维度如器物维度、技艺维度、认知维度、过程维度有了更富新意的理解，而且使得人们对技术的知识维度、文化维度、意识形态维度以至意志维度的社会分析更加丰富。这些研究进一步体现了人类对技术的发展性和深刻性的认识，拓展了技术认识的维度和视角，为对技术的现代本质的深切把握和技术教育的价值重塑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本文从技术的物性、人性、知性、活性四个维度尝试对技术的现代维度进行结构分析。

（一）技术的物性维度

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曾经探求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始基”，从“无定形”的水、气等到“有定性”的火的逻各斯的“尺度”再到巴门尼德带有物质因素的“始基”观念，开启了人类对物性的探索旅程。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也阐述了三种存在的实体，一是质料或物质的实体，二是形式的实体，三是质料与形式相结合的综合物。康德(I.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曾经提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的概念，尽管在他眼里，“物自体”或“事物本身”是人类经验无法完全认知的东西，但他认为“物自体”或者“事物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可以“被思想的”(参见康德,,第15-78页)。这些早期思想对技术“始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就技术的“始基”来说，如果没有对包括自然物质、能量等在内的纯粹自然物的利用和加工与再加工，没有对人工物的制造与再造，或者没有运用人工物对人类信息、意识等的物质化的收集、加工、分析和处理，就根本谈不上技术。不仅古代技术是这样，当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也是这样。如人工智能技术从应用场景来看，可以分成“Cloud/DataCenter(云端)”和“Device/Embedded(设备端)”两大类，而其AI芯片从技术架构来看，大致也包括通用类芯片、基于FPGA的半定制化芯片、全定制化ASIC芯片、类脑计算芯片等。即使是互联网的使用也离不开网卡、集线器(HUB)和交换机以及终端设备等硬件。因此，无论从技术的产生与发明来看，还是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来看，技术总是与物形影不离，任何技术都不可能脱离材料、工具、设施、产品等富有多样物性形态的对象物而存在。毫无疑义，物质和质料的存在是技术赖以形成的基础。技术就其物性而言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物的利用、改变、控制和人工物的创造与制造。技术的物性维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物构成技术实现的工具。任何技术的实现总要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如木工制造家具需要斧头、钻、锯、凿、刨，金工修理车床需要扳手、锤子，电工从事工作需要电笔、烙铁、万用表等，缝纫工制作衣服需要剪刀、尺子、针、线，网络工作者进行工作则需要一系列硬件工具和软件工具等。

其二，物构成技术作用的对象。任何技术总是针对于特定对象的，如木材、木料是木工作用的对象，布匹是裁缝作用的对象，铁矿石、生铁是炼钢炼铁作用的对象，这些作用的对象都是物质的。

其三，物构成技术成果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包括工艺制作类成果、网络技术类的成果、AR/VR/MR技术等成果，总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形态的产品、装置、终端。同时，物构成技术存贮与传承的载体。任何一种技艺、技能往往储存在一定的物质形态的载体当中，如古代的竹简、纸张、模具，现代的磁带、软盘、硬盘、云盘、芯片等等。没有物质载体，技术就不可能流通和传授，更不可能普及。

其四，物构成技术产生的源泉。任何技术的产生，都是以具象性的物质、物品、物体等形态的事物为先验条件和认识基础的。没有对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感知、记忆和认识，就不可能产生任何一个天才，也无法产生哪怕一点的技术发明。因此，自然和社会业已存在的事物是技术产生的第一推动力。

（二）技术的人性维度

人被称为会创造技术的动物。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把这一断言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仿人技术(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器官移植等)的高度发展，已经使得技术的人性维度更加彰显无遗。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Y.Gasset，又译“敖德嘉”)在《关于技术的思考》一文中曾经提出，技术是人性的一个本质要素。存在主义者则强调技术本身就是人性某个方面的无意识的表现(敖德嘉,,第-页)。当代学者皮特在他的《技术思考》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技术(technology)的独特定义，即“技术是工作中的人性”(Technologyishumanityatwork)(Pitt,,p.12)。对于技术的人性维度，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首先，技术是人的目的性的产物。合目的性是技术的原始特性，也是技术的首要特性。技术的目的性主要表现在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类的需要，这种需要犹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眼中的万有引力一样，永远牵引着人类矗立于地球的广袤大地上。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诺德·格伦(A.Gehle)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相伴而生，人类要依赖技术而生存，在我们研究化石遗迹时，只有当我们遇到使用过被制造的工具的痕迹时，我们才能肯定我们是在研究人类”(转引自Grundmann,,p.)。这充分表明技术与人类亲密无间，而这种亲密无间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多方面需要。人类在远古的生存挑战中，“需要着衣以遮身御寒，于是就有了缝纫、纺织、印染技术的产生；需要进食以补充能量，于是有了食品烹饪加工技术；需要住所以避风挡雨、抵御外来侵害，于是有了建筑技术的产生；需要出行以交往与认识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车船技术的产生”(顾建军,,第2页)。在当代，技术同样服务于人类的需要，只不过当代的需要如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说的那样，更富有层次性和多样性。如同三维快速成型技术服务于人对立体物制造的便捷性、简单性的需要，远程视频交互技术满足了人们跨地区交流中的可观性、即时互动性和情感性的需要等。就技术的目的性而言，全球业已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如美国《面向全体美国人的技术学习内容》就认为：“广而言之，技术就是人们如何改变自然界以适应他们自己的需要。”(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第26页)荷兰的埃格伯特·舒尔曼(E.Schuurman)认为，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了人类的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是“人类有预定目标的活动”(转引自柯礼文，)。因此，技术的目的性是人的目的性的投射，而人的目的性也不是天马行空和脱缰的野马，它同样受到客观现实和自然规律的制约。技术是人与非人因素的合成，两者缺一不可，分离不得。

其次，技术实现着人类的自我驯化和社会变迁。技术具有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二重性。技术不只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器物，它还是一种人的“理性力量”，是建构世界图景的一种方式。如同我们常常所说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一样，技术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人本身。为了理解技术蕴含着人类的自我驯化这一命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经典的事例来做说明。钟表的发明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在钟表发明之前，人类遵循自然固有的时间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以地域性的时间计算方式，“以事定时”。而钟表发明之后，普遍时间甚至全球性的时间概念开始建立，“以时定事”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开始形成，早中晚三餐的时间节奏，上班、下班、交往、娱乐、休闲、睡觉等有序展开。现在一个国际会议的日程安排往往精确到分钟。可见，在钟表发明前后，人类的时间意识迥然相异。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对人的信息意识、参与意识、分享意识的形成以及数据意识的觉醒自然不可小觑。就社会变迁来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第页)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人类现代化进程则开始起步，而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也都毫无悬念地引发了人类现代性的自我审视并推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技术的功能、结构、形态携带着丰富的人性。在马丁·海德格尔(M.Heidegger)看来，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存在只是“座架”上的持存物，“技术的座架”是人存在的前提。这里的“技术的座架”是指技术和围绕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构成的一个绵延不断的整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存在的前提(参见海德格尔,,第23-25页)。克劳斯与梅耶斯(P.Kroes,A.Mejiers)认为，与在任何人工自然中一样，技术人工物也具有二重性，即物理的和意向的两种性质。技术客体是一个物理客体，具有一定的结构；技术客体的功能和设计过程与意向性相关。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性就是物理结构和负荷意向性的功能(Kroes,Mejiers,)。由于技术是人创生的，它是自然与自由的结合。在技术的自然属性方面，技术中材料的选择、规划、加工、使用以及生命周期、安全性能等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就如同于木材的锯削要遵循其纹路、肌理一样。另一方面，在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技术设计常常要考虑人的身体形态结构和生理要素的相关数据与技术及其产品相关参数的吻合度、宜人性所构成的人机关系，同时还要考虑其功能、结构、形态与使用者的道德、法律、伦理、习俗、审美、宗教等人文要素。因此，人的自然特性和文化本性成为技术的“镶嵌之物”。

当然，通过对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我们还会看到客观存在的技术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异化现象。即使是技术的目的性本身，也客观存在善恶之别，因为当目的这个观念一旦进入人的生活之后，人便有了道德的存在。正如艾曼纽·乔治·梅塞纳(E.G.Mesthene)所说：“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何种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Mesthene,,p.60)因此，如同机器人技术在把一些机器变成“人”的同时也可能使一部分人成为“机器”人那样，技术在服务人、保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同时，也可能伤害人、连累人(连累自然环境和连累社会)甚至控制人，进而人类被自我驯服、部分异化，成为技术进化的工具。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社会性，一方面使得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有了“意识形态”“文化理解”“社会关系”等诸多视野，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的“知情意行”等要素在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中得到统一。

（三）技术的活性维度

活性最初用来描述有机体的机能或作用(action)，往往与休止(resting)状态或无活(动)性(inactivity)相对应，它具有某种定性的意义，同时也可以用来表示活动的强度。技术的活性是对作为人类活动的认知与行为、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动态性行为特征的一种表征，它表明技术所蕴含的或外在的或内在的程序性、活动性、连续性的行为品质。技术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中介，还是人类活动的方式，它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没有技术的活动性，技术就失去了它的原始动力与活力。

从技术的产生来看，技术是充满活性、充满过程的产物。技术的产生一般都经历着发现与明确问题、信息的收集与方案的构思、图样的绘制与方案的比较和权衡、模型与原型的制作、技术的试验与方案的优化等技术设计活动；也可能要经历工具的使用、材料的选择和规划加工、工艺的选择与实施、部件的组装与性能测试等制作活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还从技术的社会运行视角出发，认为技术的最贴切的描述是一种过程——它由发明者和设计者构想产生，通过企业家的工作变成成果，由社会来推行和利用(参见顾建军,,第5页)。技术的活动过程是人类充满创造性的实践过程，是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与能力、手段与方法进行技术的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过程，是人类特有的创物、造物、用物、管物的过程。

从技术的性质看，技术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方式。就技术的主客关系而言，技术是一种“人为”的过程，技术之物则是人为的结果。罗伯特·E.麦吉恩(R.E.McGinn)在《什么是技术》一文中提出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McGinn,)。马克思认为，自然技术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活动方式”(马克思,,第页)。索姆巴(W.Somban)在《技术的控制》一文中也认为：“广义技术是为了完成一定目的的一切适宜手段的体系，狭义技术是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操作方式。”(参见山田圭一,,第28-39页)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技术的解释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为社会的非生产需要服务而创造的人类活动手段的总和”(参见舒哈里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技术的定义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第页)。我国学者朱学民也认为：“技术就是人类在变革一切客观对象的过程中，使困难的作业变得比较容易且能多快好省地实现预期目的所创造的活动方式。”(朱学民，)这些论述几乎毫不例外在肯定了技术的活动特性的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