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抗复发治疗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509/6223365.html作者：[韩]金麟洙
译者:刘小梅/刘鸿基
“
上世纪中期，经受战时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韩国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环境混乱。然而经过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韩国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在科技、工业、教育等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本书将为大家揭秘韩国如何绝地逢生，找到科学的发展之路，以及如何突破技术困境，实现工业现代化建设。
本书作者金麟洙是韩国大学管理学教授，现任韩国政府变革委员会主席及技术治理和经济学主席。作者对韩国多家不同产业领域中的企业进行了20多年的深入研究，并将各国探讨先进国家技术管理的问题综合起来凝结成此书。
”
主播：王子汉
今天，领军读书会为您分享的便是这本极具启发性的《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请您跟随领军读书会一起阅读、一起聆听、一起品味。本书以韩国工业化初期各个行业的发展模式为例，系统且详尽地阐释了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能力是如何被韩国吸收利用，并最终完成从模仿到创新的历史性转化。我们将分两期，每期二十分钟的时间与广大读者共同分享：
第一期：我们将站在全知视角，总体回答“关键技术能力的含义”、“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能力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如何运用关键技术能力”这三个问题。
第二期：我们将具体探究上世纪60~90年代的韩国，是如何在艰难贫困的历史环境下，完成工业化发展从复制模仿到独立创新的历史性飞跃。
韩国从模仿开始
韩国快速的工业化发展成果，基础就起源于模仿。
在60与70年代，韩国凭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基础，模仿性地分解研究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在这个工业化发展的特定阶段，韩国生产了大量外国产品翻版复制品。
模仿的种类
研究者斯蒂文·施纳尔把模仿分为几类，包括产品侵权仿冒、翻版复制、设计版本、创造性调适等等。
仿冒和翻版都是复印形式的模仿。前者与原优质商品商标相同，但质量低劣，在市场夺走了原创者应得的利润，属于非法；后者是企业无法或者也不必研发，只需另立名头做正版商品的复制品，虽然合法，但商品质量却是画皮难画骨。模仿者为摆脱低等粗略的仿制，就会主动引进原创者技术，并向先驱者充分学习，提高自身技术构成的鉴别力，这样才能使仿制品适应特定的市场需求。
设计版本，是根据市场的领先样式设计出自己的独特产品，并拥有自己的专利商标。
创造性调适，属于创新活动。模仿者紧跟于一个正在发育的市场环境，通过大量研究和获取新知识，致力于生产比原产品具备更多新功能的仿制品，或者比原产品成本更低，用研究者米歇尔·博尔顿的话说，这叫作思考性模仿。
这几类模仿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即便是当今发达国家也相当多的依赖复制国外产品以供给国内的市场需求。所以模仿并不是贬义词，它代表着一种生产形式，丰富着国家的物质经济基础。
“模仿”作为技术能力
70年代有报告说：“预计韩国半导体行业将在16兆字节和64兆字节产品上领先于日本。”韩国企业何以在短短十年间，就从无名小卒成长为国际市场中十分有竞争力的参与者？它们又是怎么学习先进技术的？
答案，就是登峰造极的复制模仿能力。
韩国半导体工业始于60年代中期，当时几家跨国公司利用韩国廉价的劳动力组装散件，这种组装操作，对非熟练的工人仅需6个月培训即可上岗，几乎没有任何设计和工程技术能力有机会被引入韩国。难以获取国外技术带来了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市场风险，许多财团对半导体行业的热情降温，虽然政府主持设立了半导体研发机构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工艺流水线，但研发活动依然缺乏生气。直到年，一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的韩裔——姜基东博士，建立了韩国第一家本地半导体企业。
该企业在第一年就发生了财政危机，幸好三星公司及时买下了它，最重要的是，姜博士为三星公司的工程师提供了相当多的半导体设计和生产经验。不要小瞧这个看似普通的兼并行为，它直接促成了三星公司在年建立一所真正的半导体研发实验室，并且能够集中于双极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的模仿和研制。
模仿的能力让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投资不断扩大，虽然此时外国领先的生产商开始拒绝向他们转让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核心技术，但韩国企业已经有能力从国外小型半导体公司招聘技术工程师，这些公司出售了韩国人最需要的芯片设计和加工工艺技术，模仿先进技术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就再无可能彻底关闭。
可以说，60~70年代对于韩国来讲是一段艰难的岁月，韩国企业用了自身最大的力量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化和转化这些技术。
然而，模仿不能单单停滞在复制产品的外形和功能上，还要更深层次地了解产品背后真正的核心知识和生产技术，为了之后韩国能够拥有独立研发工业发展所需的技术，一座又一座国家级科学技术研发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分解研究”的技术能力
随着韩国进入结构调整和不断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时期，企业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技术的研发活动中去。主要运行机制有两个：
1、直接研究与投资，投资用于开发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并支持名牌大学与政府研究所的所有技术研发活动；
2、一整套间接的奖励措施，包括财政优惠措施和税收减免，目的是为了激发产业部门积极组织研发活动。
年，国家设立第一家多学科“韩国科技技术研究所”，用以支持产业关键技术能力学习，研究项目从产品模仿可行性拓展实践，到对新产品、新工艺的分解与开发应有尽有。同年，韩国政府还创立了两个科学中心：一个是汉城科学园，一个是大德科学城。值得提到的是大德科学城，它拥有14家政府研究所和3所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超过29家研发实验室，使得该科学城成为韩国首座高端科技谷。
这些国家级研究所主要针对：“工业非专利技术项目开发”、“国家研究与开发项目”和“产业高精尖技术研发”三大项目进行高级分解与开发。除此之外，鉴于北朝鲜的军事威胁，韩国一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所以为了减少对国外武器提供者的依赖，确保主权独立，学习尖端的军事技术也成了韩国向发达国家看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随着独立研发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韩国从战后被评为低等国际竞争力的泥淖中脱颖而出，逐渐赶超发达国家。这时候，“模仿”作为技术能力渐渐退居历史舞台幕后，属于本国的创新技术能力正在觉醒。
“创新”的发生条件
1、政府的政策支持
韩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和统筹协调作用。
年，朴正熙统领大权，他一心想使韩国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化经济，为此他创立了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来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政府从此有权决定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70年代，韩国为了给工业发展创造条件，政府运用了直接或间接的措施来规范企业行为，以实现既定目标。包括：系统的补贴和奖励，有意识地促进大企业进行技术学习和创新；为推动私营企业达到规定目标而实行危机机制，使危机孕育创造性因子，而非毁灭性打击，并以此实现韩国向外型工业化计划的雄心大志，为创新学习提供一个可行的环境。
年，政府又提出新技术商业化计划。在此计划中，政府对新技术提供优惠贷款资助，如果技术创新成功应用到工业化领域，并发挥预期作用，政府还会颁发KT（韩国技术）或NT（新技术）证明。
政府驾驶着方向盘，提供燃料，是因为创新通常是前景未卜和有风险的。因此，除非国家能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使企业相信：为支持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必须进行产品和生产流程的创新，否则企业很少愿意在创新能力上投资。同时，为确保公共研发的努力充分有效，政府必须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层面上说，科学技术创新和政府政策支持应该是塑造市场结构和工业发展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2、庞大的资金支持
韩国当时的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其背后用于技术创新的经费涨幅，实际上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企业财团们十分清楚，想掌握高价值的技术能力，资金是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必备条件之一。
70年代，政府自不必说，私营企业和财团也都在用真金白银支持核心技术的研发，从年的亿韩元陡增至年的亿韩元。
年，政府通过了《扶持基础研究法》，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最高技术选项。到年，韩国共创建了14个科学研究中心和16个工程研究中心，期间获得政府近亿韩元的研究补助和开发津贴。
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年全部研发费用中，基础研究占14.4%，应用研究占23.3%，剩下的61.8%都用于研发核心技术。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用于大学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经费只占全国科研经费的7.7%，但它们却为韩国提供了33%的技术人才和73.7%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人员，而工业创新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这些年轻的科研人才。
3、精英人才的能力支持
万事俱备，只欠有才之士将韩国工业化的烈火雄心落地成真。
广纳贤才，首先国家要有贤才，教育是国家人才储备的基石。韩国走向工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就始于教育，并且过程非常艰辛。日本殖民统治结束，韩国人口的文盲率是78%，14岁以上的人只有2%完成了中学学业。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目标确立，韩国在30年时间里对教育普及的经济投入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效果显著，到年，韩国不仅将文盲率降到一个忽略不计的水平，还将高等人才储备从16万人增至多万人。
其次，社会职业培训对韩国人力资源储备做出了突出贡献。年《职业培训法》正式生效，紧接着年，政府法律规定凡有名工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必须实行强制性技能培训。此项法律要求工厂每年至少培训10%的技术工人，否则就要缴纳税款。结果是，从这些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技术型人才从年的人增至年的人，几乎翻了三倍之多。
最后，是国家高等教育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求学支持。
“尊重学者胜过尊重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这种文化氛围影响下，韩国大学入学人数迅猛增加，其中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学生从年3.7万人增至年49.3万人，使韩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的国家。到了年，韩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人，比10年前增长了近5倍之多。
除此之外，在国家经济资助计划的帮助下，一大批政界、商界和学界的资深人士被送往美国接受培训，海外留学的人数也与日俱增。年，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学生达人。可韩国政府却几乎不会担心人才外流的问题，韩国人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不论在战争还是和平年代，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统一都摆在首位，这些学业有成的科学家们由衷地愿意应召回国，成为韩国工业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的奠基者。
“创新”作为关键技术能力
企业在面对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中，产品会经常伴随创新发生剧变。然而这些新技术往往造价昂贵，但它却在某些方面满足了市场的迫切需求，可产品和市场的变化是最频繁的，很多新技术还没发挥什么作用就彻底失败，所以在这一阶段，企业必须保持一个不停创新的灵活生产系统，才能快速地适应和化解严峻的市场经济危机。
年，一家经济杂志预测说：“只有少数几家汽车制造商可以渡过9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期，而韩国的五家汽车制造商却不会有一家幸存，他们会被逐出市场……”
带有讽刺意味的预言很快就成了业界笑话，韩国汽车制造商不仅没有被国际市场放逐，反而韩国在年排在世界汽车制造业的第五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这些一流发达国家。韩国的汽车行业是如何打破危机预言的？
危机挑战与独立创新并存
60~70年代，韩国最大、最成功的现代汽车公司在被美日等发达国家技术垄断的国际市场中奄奄一息，政府又制定了国产化份额的硬性指标。为了不让严峻的技术危机将企业带进毁灭的深渊，现代汽车公司下定决心，想要在国际汽车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做自己的主人才行。
年，现代公司与福特公司签订海外组装厂协议。根据此项协议，福特公司向现代公司转让全套明确的信息技术，包括蓝图、技术规范和生产操作手册，并且为现代提供在福特基地培训工程师的机会。年，在保持世界经济战略完全独立的前提下，现代汽车公司又向日本三菱汽车让出12%的股份，用以换取核心技术，从分解研发中获取关键生产技术的秘密。
然而刚刚度过了技术危机的现代汽车公司，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和重化工工业结构调整之后，政府又急剧转变了对汽车工业的政策：从全拆装国外汽车转变为发展本地设计的“韩国的”汽车。
设计“韩国的”汽车，政府的要求非常具体。比如：“韩国的”汽车必须是国际市场上未出现的新车型，发动机要小于立方厘米，生产成本不能高于0美元，新车型必须在出口和国内两方面市场的生产量提升16倍……这对于现代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面对的重大危机，可也就是这次危机，再次促成了现代公司技术学习上一次创新性的巨大飞跃。
为了创新制造出“韩国的”汽车，现代公司接洽了五个国家26家企业。他们没有直接引进成套的技术，而是分别取各家优势技术为己用，再组织一支专门的工程技术队，任务就是不分昼夜地吸收和破解优势技术的原理和密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技术能力融会贯通，然后转化到实际操作中，作为工程师们得以独立设计真正韩国汽车的深厚知识底蕴。
这支专门工程技术队的工程师，就是现代汽车公司原始设计部的核心力量，并在年成功设计出新一代新车型的初版蓝图——小马驹车型。但是，现代汽车公司的创新脚步并没有停止，因为危机也没有停止。
80年代，日本三菱公司不再向韩国分享他们的关键技术，并拒绝韩国继续使用他们的发动机。眼看着失去汽车质量方面改进技术的现代公司，必须再次凭借自己的力量研发新技术。于是，他们建立高级工程研究所，潜心开发自己的发动机和变速器，在不计其数的失败之后——阿尔法发动机荣耀问世，标志着现代汽车公司又一次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创新和飞跃，摆脱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和垄断。
危机挑战就是创新的伊始，在随后的几年中，韩国各个行业的创新能力迅猛发展，终于成为了拥有自己核心工业科技的亚洲国家。
从模仿到创新，是每一个国家或企业在走向独立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接受的考验。韩国过去30年在技术学习方面生机勃勃，虽然现在正受着先进国家和工业化第二梯队新国家的双面夹击，但他们能脚踏实地地把未来危机变成创造性发展机遇，其不遗余力地模仿学习，不懈创新的努力姿态，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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