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海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下狠手！鼓噪投资逾亿美元，只为“应对中国”！
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6月8日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项法案旨在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亿美元，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诋毁抹黑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打着“创新和竞争”旗号，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遏制中国发展。
面对在当今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军事革命交织推进,新兴交叉前沿领域迅速发展的大形势下，不可否认，美国的科技实力依然强大。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尤其是颠覆性军事技术世界前茅，有什么秘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研究美国科技经验，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的有益经验,以探索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应对美国的“应对中国”，正当其时。
颠覆性技术又被美国国防部称为“让人半夜惊醒的技术或技术群”。它所强调的是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当前的主流技术,进而达到让对手防不胜防的目的。
颠覆性技术的技术路线选择
关于颠覆性技术的技术路线选择,实质上是对未来技术发展的一种战略预测,选择的根本原则是应该以战略意图为指归,并在战略意图和具体技术之间搭建过渡的桥梁。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每两年会发布一次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报告,在此基础之上,美军会对其潜在对手技术的实现度、成熟度、影响力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关技术进行优先排序,从而制订下一步的项目研究计划。
具体到实际的技术选择流程,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以“提出待决策问题—相关信息收集与分析—制定方案评价标准—综合分析做出决策”。其中决策机构是整个战略高技术选择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决策机构指引着整个战略高技术选择过程。其职责在于结合已有资料以及咨询机构所提供的建议,对战略高技术预选方案进行评估,最终根据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实力、投入成本等综合因素,做出颠覆性技术的最佳选择。咨询机构则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高技术选择的咨询性综合研究机构,包括官方机构、民间智库、大学下属的研究咨询机构等。咨询机构在得到较为全面的信息之后,运用科学方法对相关信息做进一步的评估,按照颠覆性技术选择的需求最终得出技术选择初步方案,判断技术领域和路径的可选范围。
项目资助与管理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项目资助与管理上,美军采取资助多个机构、平行竞争和淘汰的方式。在最初阶段,小额资助多个团队开展平行竞争,对于进展不力的团队予以淘汰,或资助有更好技术方案的团队和项目。
以DARPA为例,其基本程序为: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提出技术难点问题;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解决问题的创新思想,即该局局长与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参联会主席、作战司令部司令、各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各军种与国防业务局各级人员,对项目进行评估、交换意见,然后由该局局长做出决策。具体而言,首先DARPA在项目“酝酿”的基础上,开会进行“选择确定”,在此期间,DARPA将会听取包括美国国防部、各军种及其他科学顾问的建议,并最终由DARPA局长决定即将要研发的战略高技术项目。确定的项目通过竞标的形式进行投资研究,参与竞标的既可以是政府的实验室,也可以是私人承包商。在此基础之上,美军实施其战略的主要措施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探索具有创新性的高回报的前沿技术,对通过评估的项目提供经费资助。
难题论证与重新审查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难题论证上,确定需求,提出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任务的终结。美军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总是能详细地确定战略挑战,即对项目的积极论证与重新审查。在对建议的或正在进行的项目进行论证和重新审查期间,经常会受到一系列问题引导,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质疑对于了解计划是否正确很有帮助。例如,准备制订的计划内容是什么,现在制订计划的方法有什么不利的限制因素,克服限制因素和改进性能的方法是什么,如果研制成功将产生什么影响,检验假设所需的中期技术里程碑是什么,技术转移策略是什么,需要多少投资,计划细节是否明确。
举例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DARPA曾资助当时新成立的美国国防分析研究院开展了一项对导弹进攻和防御的研究,该研究最初的名称是“STRAT-X洲际弹道导弹进攻/防御项目”,后来DARPA又对其进行了一次名为“PEN-X”的论证,对美国和苏联的突防导弹防御系统能力进行评估。20世纪70年代后期,DARPA开始资助一项题为“华沙公约对西欧国家态势的影响”的研究,旨在判断如何提供技术支持以消除华沙公约在成员国数量和地理上的优势。评审小组的严格把关从内部加强了监督评估的力度,而从外部来看,“公开招标”的嵌入在监督评估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同一目的的项目,有可能接收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对于同一个项目,有时甚至资助不同的承包商。
颠覆性技术的组织沟通与管理
颠覆性军事技术的战略预研需要灵活有效的沟通,DARPA在组织沟通形式上与其他的技术研发组织有着明显的不同。
注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模式
美军在颠覆性技术的研究上,注重与工业部门和大学的联系与交流。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模式有以下8种:大学科技园模式、企业孵化器模式、合作研究中心模式、契约合作研究模式、咨询协议模式、技术入股合作模式、技术许可模式、大学衍生企业模式。以上模式在技术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合作者将根据技术实现的复杂性及自身需求做出最优选择。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运行动力不仅包含内在动力———主体要素(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还包含美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组织和实施产学研合作计划项目、制定政策法规等方式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的外在外力。例如,基于二战需求的“曼哈顿计划”(年)、基于太空军备需求的“阿波罗计划”(年)、基于大国角力需求的“星球大战计划”(年)、基于新技术领导权需求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年)、“纳米技术计划”(年)、基于人工智能领域领先需求的“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年)等。
强调信任的项目经理负责制
项目经理负责制就是以专职项目管理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制度,是现代管理理论在科学技术界的具体应用。人们普遍认为,现代项目管理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曼哈顿计划”,而奥本海默则被视为项目经理的开创者。美军在颠覆性技术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普遍采用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需要具备一定的研究背景和技术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出色的项目管理能力。
项目管理能力一方面体现在个人能力上,即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协调能力,主要考量的是个人是否具有组织项目团队完成预定战略高技术研发计划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科学管理方式的运用上。这些方法包括多种类型:如年美国的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项目中美国军方提出的计划评估和审查技术法(ProgramEvaluationandReviewTechnique,PERT)、由PERT发展成的工作分解结构法(WorkBreakdownStructure,WBS)、关键路径法(CriticalPathMethod,CPM)等。
项目经理基本上不会参与具体的研发活动,他主要在外围充当协调和保障角色。其任务包括:物色合适人选,组建项目团队;提取意见建议,拟定研究方案;协调冲突矛盾,调配人力物资;监管经费开支,制作报告报表;同时他还需要利用管理方法对整个项目运行进行把控。总的来说,项目经理负责搭建整个项目团队运行的骨架,保障整个团队协调一致地沿着预定研发路径推进。
鼓励试错与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颠覆性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有组织的探索与冒险。创新的过程往往是一个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通过不断试错达成真理性认识的过程。美国IBM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创新执行官职位,每当启动一项新技术开发时,创新执行官将会重新重用一批“败将”———他们甚至赢得了“数字杀手”(digitalkillers)的“美誉”。正如IBM创新执行副总裁尼克·多诺弗里奥所说:“这个项目如果他们都搞不定,别人也不会有办法。”因此,技术创新在试错中前进的特征使得失败成为实现创新突破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营造鼓励试错与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如为消除创新人员对“高风险”研究的“后顾之忧”,DARPA建立起一整套“允许失败”的创新制度,从而使得创新者不必在精神上受到失败的困扰,进而影响到可能的创新实现。
美国国防部对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开发方式具有借鉴意义。面对当今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军事革命交织推进,新兴交叉前沿领域大量涌进,我们必须抓住颠覆性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机遇,强化战略前沿技术与军事领域变革的耦合,借鉴美国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的有益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之路。
摘自：《历史性跨越——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信出版社即将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