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饮食影响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ys/151012/4708224.html张劼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雪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尝试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反思科技民族志，对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建构论是人类学研究科技的起点；而拉图尔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试图超越科技的文化建构论，提出政治生态学的进路以研究社会、自然和科技的行动者网络。人类学将科技视为文化和社会实践，以民族志对其进行书写。民族志对不同文化与知识做出转译和全观式的深描，对于科学技术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科技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本质上和一般民族志有相同之处，又有独特的地方。对于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是科技民族志工作的核心，“互动性专长”的获得是这一工作的关键。田野工作对所涉科学知识的把握，与研究所采用的进路及分析框架密切相关。
人类学；科技民族志；田野工作；行动者网络理论；方法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一个涉及诸多人文学科，以科技为对象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正在兴起。与此同时，科学家则深感被无知者冒犯甚至激怒。自然科学展开自卫的著名例子是“索卡事件”。“科学战争”随之展开——科学界与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史、科学哲学、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关于“科学知识的本质以及科学与它所探讨的世界之关系的……对立哲学观点的多元之争，即建构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人文研究者将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相信其生产是科学家群体之间竞争、协商、共识，并与其所处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时代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家则认为这样的描述充满了逻辑谬误和恣意想象，把科学真理的诞生说成是偶然的、人为操弄的结果。科学家相信，物理世界本身和科学都是客观实存、不可解构的，人文研究者将建构论、相对主义用于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双方的相互了解也在论战中形成，科学与人文阵营均有学者尝试做出对话、自省与折中，增进了互相的理解。另一方面，人文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光谱当中，有的对科学的知识霸权及其折射的意识形态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也有人反思，在解构科学这件事上，专业的界限是不能消除的。
无论科学家的被冒犯，还是人类学同仁的焦虑，都折射了其对“建构论”的深刻怀疑。浅显的解构确实过于轻易：指出科学技术是“建构的”，其与社会“共同生产”，一个研究就宣告完成。拉图尔曾经语带讽刺地模仿对建构论的批评：如果你认为地心引力的规律也是社会建构的，那么请你从15楼的窗户跳下去。事实上，说科学是“建构的”，是将科技作为社会活动或社会事实来理解。宣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至少意味着如下视角：其一，强调其参与者（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行动作为社会实践的属性。STS将科学家或工程师同样视为社会成员，观察其社会行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行动生产的是科学而予以豁免。其二，强调历史性、过程性的视角。科学知识常常被表征为无时间的、永存恒定的真理，而STS研究则将其生产的历史乃至具体的、偶发的事件纳入分析。最后，强调其社会嵌入性，即“把科学知识和技术放在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脉络中去考量”。即使是建构主义者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科学的知识是何以被建构的”，有着不同的理解路径：如英国的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两大研究阵营，前者是以阶级和社会利益等结构概念为分析框架，后者则以互动分析为中心，较之前者更加强调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尽管存在差异，他们都试图通过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认为是社会而非自然因素决定了这些知识，从而站在建构主义者的激进一面。
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主张，提出了一种超越建构论的社会思想。他指出，无论是认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还是非社会建构的，都是一种将科学与社会视为“彼此分立的自治领域”，是起源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两院制”——自柏拉图以降，人们逐渐开始将世界区分为哲学家（科学家）掌握其真理的真实、本质、稳固的自然世界，以及一个杂芜的社会世界。在当前“两院制”的真理框架当中，科学及其专家成为真理或“事实”的代言人宰制永恒的自然世界，并且不受社会／政治的权力干预。而这导致的结果是：“（洞穴）神话首先要求我们所有人类都下到洞穴，割断我们与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去与同伴的所有接触，放弃科学工作并开始变得野蛮愚昧，充满仇恨，麻痹瘫软，纵情虚构”。换句话说，建构论也是“科学－社会”的二元论。要比建构论走得更远，就需要将“科学／自然－社会”，视为是同一个相互交织的集合。要在研究当中带出更多的“丰富性、异质性、多元性、本地性、争议性……人和自然／非人，本地与全球的纠葛，异级的组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将社会事实视为是不同的行动者——包括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如科技、设备、环境、生物）——共同参与编制的动态网络，分析网络中不同的要素是如何联结起来的，追溯这些联结、转译和协商的过程，从而描绘一种复杂动态的社会事实。
总之，建构论是人文研究科学的起点，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不过，从建构论到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科技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仍在进行，STS的研究框架也在不断演变。关于唯名／唯实、相对主义等哲学探讨，本文无意涉入更深，留待科学哲学的分辨。这里试图指出的是，人类学对于科技的书写和分析，仍然是民族志，即科技民族志。
二、科技民族志理论：科技与文化的相关性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中，科技与文化存在着“过密的包含和渗透”，因而，科技人类学的核心是“寻求技术与文化的相关性，即在文化与技术的相互关照中，寻求各自的变迁细节及共变规律”。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具有双重含义：将科学作为文化，并研究科学的文化。
在既有的少数民族技术、传统技艺研究当中，技术与文化密切相关。一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