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刚刚过去的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无论身处地球的哪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受到健康威胁和经济损失。由于防疫的需要，封城，隔离等措施相继被使用，造成航空，餐饮，旅游，酒店等行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新冠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人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对其认知几乎为0，所以导致毫无过往经验可循而手足无措。各国都采用各种方式来应对，但是依旧很难预测应对效果。新冠疫情这种突发事件是不确定时代一个典型表现，即很难通过预测概率等常规方式去预测事情发生的结果。在弗兰克-奈特于年提出的原创概念基础上，美国战略经济学家大卫-梯斯等多次指出在概念上“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本质区别，前者可以用处理概率事件的方法来处理如保险，而后者则很难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处理。而且，世界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模糊，不确定性与多变都将趋于常态，因此愈来愈多的人将未来时代特征总结为VUCA，即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四大特征。例如日本管理大师野中裕次郎和哈佛大学教授竹内年发表的新书《TheWiseCompany》中指出，在特殊情境下无人可以预测到像Uber这样一家没有一辆车的公司，竟然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在丁威旭，大卫-梯斯和李平在《阴阳平衡思维范式与动态能力理论》一文中也提到，随着不断新增的新公司加入市场对传统企业带来了挑战的同时大环境VUCA特征增加。以后，当VUCA情境成为常态，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带领企业继续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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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管理范式的局限
笔者认为，传统管理方式在VUCA情境下具有局限性。企业领导者首先需要在思维范式方面发生重大转变。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主要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范式与英国科学家牛顿的机械论模式的影响。众所周知，现代主流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二分法，也可称之为“非此即彼”逻辑。不管是牛顿的机械论模式还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范式，都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either/or”（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牛顿的机械论模式在管理学发展中有着深刻影响，例如对泰勒科学管理模式的巨大影响。泰勒认为管理要做到科学化和标准化，并把组织成员看作组织这个“大机械”的组成部分，遵循周而复始的机械规律运转。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优势是责任到人，简单方便。因此，现代管理学主要被“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范式所左右。然而，随着科学发展，越来越多现象无法被牛顿力学所解释。同样，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且充满不确定性，这种“非此即彼”的还原思维范式也越来越具有局限性。例如，量子物理学中光量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也就是说光量子既是粒子也是波。这是传统牛顿机械论模式完全无法解释的，也违反亚里士多德的“either/or”（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基于“非此即彼”逻辑，光量子要么是粒子，要么是波，二者只能存其一，不可能两者同时同地存在。同样，在量子物理学中有个经典思想实验，即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由于镭的衰变存在一定几率，如果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这时猫就会死。反之，如果镭不发生衰变，这时猫就存活。由于放射性的镭处于发生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猫就理应处于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这就是量子物理中鼎鼎大名的“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由此可见，“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逻辑，以及基于此思维范式建立的牛顿机械论模式，对某些事情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尤其是具有VUCA（多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四大特征的事情方面。基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西方思维范式与牛顿机械论模式，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西方管理的主流理念。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要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类似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泰勒以后的西方管理理论大多按照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模式，力求成为高度规范化的科学性理论。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目前情境充满VUCA特征，这一范式越来越受到根本性挑战。在高度VUCA的情境下，不仅结果无法预测，过程也无法事先确定，就连目标也很难保持不变，因此标准化管理几乎不太可能。换言之，在VUCA情境下，很难通过采用对待风险的统计概率方法管理企业。VUCA情境下，悖论成为管理领域最为普遍、最为关键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企业常常需要同时面对两种具有冲突性的需求，而这两种需求矛盾或张力又相互依赖，这就是“悖论”。在当前VUCA时代，各种因果关系模糊复杂，这正是悖论式领导力理论开始引起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