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法语世界的科学哲学家无疑拥有“技性科学”这一概念的优先权。其中，巴什拉的现象技术概念以理性主义的方式为技性科学观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奥托瓦首先构造出了技性科学这一复合词，并将对技性科学的考察扩展到了伦理学层面；拉图尔坚持本体论与认识论合一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物的伦理学。三位哲学家对技性科学的讨论，奠定了当代技性科学哲学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
技性科学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
在当代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策学等领域的研究中，“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概念；特别是在当代STS(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科学技术论)中，更是出现了言必称技性科学的趋势。许多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如多伦多大学成立的“TechnoscienceResearchUnit”，这代表了学界试图以技性科学为切入点，进而整合相关研究进路，最终发展出一种跨学科的技性科学哲学的学术抱负。然而，尽管当前学界对技性科学推崇有加，但很多学者实际上只是在常识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缺乏对这一概念的思想史审视和哲学意义的挖掘，进而也就导致这一概念在许多文本中仅仅成为一个流行语，缺失了哲学意蕴。因此，通过思想史的回溯进而厘清其哲学内涵便成为一项无法绕开的任务。在追溯技性科学观的思想史渊源时，不少学者将之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他们从培根所言“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中寻找到了技性科学观的最早表述。培根的思想中确实蕴含了技性科学观的某些要素，但这更多是技性科学思想产生之后的一种回溯性考察。若要在逻辑回溯和历史回溯两个层面上厘定技性科学的思想史脉络，就必须将讨论限定在20世纪法语世界的哲学史中，因为技性科学的当代内涵都可以在法语世界的几位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原初阐述。这几位哲学家依次为20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奥托瓦(GilbertHottois)以及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不过，技性科学即technoscience这一单词，到底是谁提出的呢？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上述三位哲学家都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因此，在开始思想史的考察之前，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这一概念的优先权问题。一、谁提出了technoscience一词？
巴什拉生前并未能够看到技性科学这一概念的流行。不过，许多学者仍然将其优先权归属于巴什拉。例如，科学社会学家史蒂夫·富勒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明确表示技性科学的思想可以回溯到巴什拉；不过，与富勒强调思想回溯相比，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的态度更加明确，“技性科学这一术语，是加斯东·巴什拉在其有关当代科学的早期语境中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位学者卢德米拉·伊万切娃也指出：“技性科学，由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于年首次引入。”当然，technoscience一词却并未在巴什拉的著作中出现过。不过，在《新科学精神》一书中，巴什拉使用了另外一个概念lasciencetechnique，这一概念可翻译为“技术科学”。在该书的英文版中，译者将其译为experimentaltechnology，即实验技术。这种翻译能否穷尽巴什拉“技术科学”的全部内涵？进而，“技术科学”与今天的技性科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巴什拉究竟在技性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文章的第二部分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应。但不管怎么说，在技性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巴什拉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首次明确提出“technoscience”这样一个复合词的哲学家是奥托瓦。奥托瓦在多处表明了自己对该词的优先权。如其所言，“在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使用‘技性科学’这一单词。”按照奥托瓦自己的表述，他是在年的博士论文中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后来在发表于年的一篇论文《伦理学与技性科学》中，他开始将技性科学与伦理讨论联系起来。奥托瓦对技性科学优先权的声称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例如，法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古歇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哲学家吉尔伯特·奥托瓦开始在多处使用了‘技性科学’这一术语，因此，他才是这一术语的发明者。”就此而言，将“technoscience”一词的优先权归属于奥托瓦应该是争议较少的。在发表于年的《行动中的科学》中，拉图尔也表示了自己对技性科学一词的优先权。他说：“为了避免无休止地使用‘科学和技术’，我构造了这一单词(technoscience)。”由于技性科学一词主要在科学技术哲学特别是STS领域使用，因此，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都将其优先权归属于拉图尔。例如，STS领域的另外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哈拉维就曾指出：“科学论领域普遍使用了技性科学一词，这要归功于布鲁诺·拉图尔。”不过，奥托瓦将哈拉维的这一评价判定为“谣传”，如其所言，“许多著作中都谣传把‘技性科学’这一术语的引入归功于拉图尔”。尽管奥托瓦多次强调自己才是技性科学这一概念的发明人，但他依旧承认：“在法语世界以及特别是在英美国家，拉图尔都推动了‘技性科学’这一术语的传播。”因此，对于技性科学一词的优先权问题，下述表述是恰当的：巴什拉做了有关技性科学的最早阐述，这种阐述为当代技性科学观奠定了扎实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奥托瓦最早提出了technoscience这一术语，并将之推广到对生命伦理学的讨论之中；而布鲁诺·拉图尔则在STS的语境下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拓展，并直接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当代流行。二、现象技术:巴什拉论技性科学
巴什拉是在对实体的讨论中引入技术科学这一概念的。他首先援引了法国哲学家勒努维耶(CharlesRenouvier)的“第二形而上学困境”，即所谓的“实体困境”。这一困境表现为人们在两种立场之间的摇摆，一种认为“实体是……一系列可定义的性质和关系的逻辑主项”；另一种则认为“实体是自在之物，或者说是那些难以界定、无法认识之物。”不过，巴什拉认为存在第三条道路，也正是在此，巴什拉提出了“技术科学”这一概念。“在我们看来，技术科学将会引入第三个概念：‘实体化了的实体之物’(lesubstantifsubstantialisé)。”在此，巴什拉并未使用实体的名词形式，而是用了形容词。他接着说：“一旦实体之物因其所承担的某个角色将其作为一个系统的诸多性质整合起来，那么，它……也就变成实体了。”显然，实体的形容词形式所表示的是其可能性，而实体则表示诸多可能性之一被确定下来之后的状态。可以看出，巴什拉的“技术科学”并非只是在字面意义上指出当代科学的应用化倾向，而是说当代科学的发展，需要借助于技术实验才能进行。这里的“借助于”并不只是表明技术进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同样更为深刻地强调了科学对技术的本体依赖性。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遭遇现象与本体(noumène)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巴什拉技性科学思想的理论起点就是对现象和本体之间辩证关系的考察。如其所言：“在科学现象与科学本体之间，所存在的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而又松散的辩证关系，而是一种交替运动，在对研究方案进行某些修正之后，这一运动总是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达成对本体的实在化(réalisation)。”这里的实在化，实际上就是“实体化了的实在之物”获得其实存的过程。因此，实在化并不是说本体既先存在，而科学不过是实现了这一本体，这仅仅是作为本体之实体的显现，并非巴什拉所说的实在化。相反，巴什拉在这里强调的是技术对现象的塑造作用。他接着说:“真正的科学现象学在本质上恰恰是一种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现象技术意味着“新现象并非被发现，而是被发明的，是彻头彻尾被建构的”。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科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被给予的，一切都是被建构的。”赖因贝格尔准确指出了现象技术的哲学意义，“这一概念［现象技术］的目标并不是将技术设想为科学活动最终的一个副产品，设想为科学在社会中借由其宣示自身的一个派生物，而是指代当代科学工作方法本身的构成性要素”，因此，“技术对象本身具有认知功能。”认知功能的意思是说，科学要以技术对象本身为本体论基础，进而构建自身。于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被颠倒了，在传统认识论看来，技术对科学的认识论地位而言是可有可无的(尽管它对于科学的发现过程而言有时至关重要)，而终极实体具有本体论的地位，科学则使得这种本体得以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显现出来；在现象技术看来，技术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实体显现为现象技术中的事实，而科学则以此事实即技术对象为基础形塑自身。由此，时间性进入到了实体的本体论层面，因为既然实在等同于实在化，那么，也就无所谓永恒实在。如巴什拉所言：“借助于技术的进步，学者们所研究的‘实在’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它也就丧失了哲学实在论赖以存在的永恒性。”当然，巴什拉强调事实的建构性和时间性，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者，因为他并未将事实之建构性的基础落脚于社会。他是在对理性与世界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中完成这一点的。这种辩证法一方面体现在实验对现象的建构性，即“现象技术所指代的对象，实际上是由仪器制造出来的”，这就是巴什拉所谓的技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实验和仪器中渗透了人类理性，但这里的理性并非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理性，“让理性主义脱离康德的设计，也就是说脱离某种强加给思想并且通过思想强加给现实的不可触碰的先天结构。”同时，也非STS所强调的社会理性，这种社会理性只能使得科学成为社会结构的俘虏。巴什拉所谓的理性是一种与实验、仪器相互作用的理性，“科学精神的第一项成就是按照世界的形象创造理性；现代科学已经将这一工作推进到按照理性的形象建构世界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工作使得理性实体具有了实在性”，这也就是其所谓的应用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进而使得巴什拉发展出了一种理性建构主义的立场。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塔尔斯才明确指出，尽管巴什拉强调了事实的建构性，但我们并不能视之为“那场运动［科学论或科学社会学］的先驱”。至此，可以对前文的问题进行回答了。“实验技术”这一译法仅仅看到了“技术科学”的表面含义，并未从哲学层面上意识到这一概念所可能带来的革命。进而可以说，技术科学在两个层面上为当代技性科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技术科学将事实的建构性落脚于技术，这为一种物质化的建构主义奠定了根基，这一思想经由哈金和拉图尔，进而进入到了当代STS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实在化概念突破了现象与本体的二元分割，在此基础上的“非笛卡尔主义的认识论”经由拉图尔的发展成为当代反二元论思想的深刻理论来源。当然，奥托瓦本人也承认巴什拉对技性科学思想的贡献，尽管这种承认并未能够深刻挖掘出巴什拉的真实影响力。他在列举了培根、巴什拉、海森堡甚至海德格尔等人之后，接着说:“所有这些作者中间，并未有任何人使用过技性科学这一术语，但他们在其著作中都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阐发了技性科学这一思想……”当然，他并不认为这一概念是由巴什拉最先提出来的。三、从科学到伦理:奥托瓦论技性科学
与巴什拉相似，奥托瓦同样注意到了技性科学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但与巴什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尤为强调了技性科学的伦理维度。奥托瓦是在对西方本质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当代形态的批判中提出技性科学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的最典型思维方式是，为某一概念寻求一种超越性的定义，这种定义的基础并非现实，而是观念本身。这种思维方式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哲学家们将科学视为“理论和话语，其目标在于为实在提供一种符号表征”，对科学的这种处理方式将哲学“封存在了语言问题之中”，无法看到当代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因此，技性科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科学哲学的批评。基于对当代科学研究特征的深入考察，奥托瓦强调了科学和技术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技术乃至更为宽泛的操作在现代以及当代科学中具有首要作用”，而它的这种操作性特征，进而使得“人类与宇宙本身之间根本而言是一种操作性(非理论的)关系：一种关乎改造、生产、操控的关系”。在此，前者表述的是科学的认识论层面，即技术对科学的影响不再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外在真理的工具，而是直接构成了科学本身，在此意义上，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必须奠基于技术性的操作之中，这样，奥托瓦就与传统本质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后者则是在本体论层面上而言的，即科学对世界的介入性本质，使得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一种改造与被改造之间的关系，由此他摆脱了传统本质主义本体论的束缚。循此思路，技性科学所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看待科学的新视角，而是对既有哲学传统的颠覆，这种颠覆最核心地体现在技性科学的虚无主义本质中：它反对一切传统哲学，进而终结了人类传统的哲学体系。首先是本体论的终结。传统而言，本体论是一种存在之学，它所寻求的是现象世界之外的超时间的永恒存在。但技性科学并不是以“沉思”的方式寻求对外在自然的认识，它与“技术的操作性关系之外的世界毫无关联”，它仅仅是将“存在者(能力、物质、生命体、思想)”纳入到自身的操作之中，于是可以说，“技性科学并没有预设任何东西的存在”，一切都要以其操作过程为基础，“技术宇宙的构成之物……与其说是自然现象或人工对象，倒不如说它们是操作性的、可操控的，其实存也不过就是它们在技术宇宙中的功能性和可操控性。”其次是意义的终结。技性科学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可能性，继之而来的则是一种极度开放而又极度模糊的未来；开放性来自于技性科学的操作性所蕴含的力量，模糊性代表着意义的丧失，于是力量的彰显和意义的退场成为技性科学的两个特征。再次是人的终结。西方哲学家在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时，往往会提及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兄弟给生物分配属性以及赫尔墨斯给人类带来道德、政治秩序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表明了人是一种缺失了先天本质的动物，其后天的本质是技术赋予的。当代技性科学的发展更是不断改变着对人类生死、情感、精神等的界定，甚至是生命体本身的界定(这时人变成了“赛博格”)，在此意义上，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提出了人类物种的结局(而非目的)问题”。因此，当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作为意义的来源时，技性科学则消解了这种来源的根基，于是，人的终结和意义的终结至此结合到了一起。最后，两者的结合又带来了伦理学的终结。“传统伦理学的各个范畴显得‘人性，太人性了’”，因此，其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无法解释技性科学的开放性及其所带来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人的开放性所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奥托瓦用虚无主义代表技性科学的本质特征，认为它否定一切、消解一切。不过，奥托瓦的哲学并非全然是解构性的，因为如若技性科学仅仅消解一切的话，那只能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样，释放出的仅仅是罪恶；但实际上，奥托瓦认为盒子底部的希望还是能够找到的。只不过，这种希望并非是预设好的，相反，它要随着技性科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事实上，当奥托瓦用技性科学来解构既有的哲学体系时，他在对技性科学的总结中也隐晦提出了新哲学的特征。这种新哲学在本体论上抹杀了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取消了那种不可见的、不可触摸的物自体意义上的本体，进而确立了现象的本体地位，尽管这里的本体概念也需要经过巴什拉式的改造；在意义问题、人的问题进而伦理学的问题上，他反对一切既定立场，主张一切都在开放的未来之中得以建构。可以看出，奥托瓦不仅将哲学视为一种理论，进而将哲学家视为理论工作者，他更是将哲学视为行动，因为传统哲学的纯粹形而上学内涵被否定，那么也就只能走入经验、走向行动了，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到生命伦理学及其关政策的研究之中。四、建构主义实在论:拉图尔论技性科学
拉图尔的技性科学概念，实际上并不满足于打破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边界甚至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因为他认为这种边界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就如同现代世界从未存在过一样。“我将使用技性科学这一单词以描述与科学内容黏附在一起的所有要素，不管这些要素看上去是何其污秽、何其出乎意料、何其看似无关。”这些污秽、出乎意料、看似无关的要素，实际上本来就是技性科学的组成部分。如果人们的眼中只有“既成的科学”(readymadescience)，那么这些要素将与技性科学无关，这是因为“黑箱”被关闭之后，这些因素都隐蔽不见，技性科学退缩进了理论的封套之中，也就是常识所理解的“科学”；如果人们将眼光转向“制造之中的科学”(scienceinthemaking)，那么这些因素将会活跃在技性科学之中。进而，其“经验哲学”进路的最终指向是要基于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现实考察，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哲学可以被概称为建构主义实在论。建构主义实在论在本质上并非一种抽象的哲学理论，而是以彻底的描述进路为基础，构造出来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哲学。在此意义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并非一种理论，它仅仅“是向行动者学习的一种非常天然的方法，它不会对行动者建造世界的能力强加某种先验的界定”。其核心是“追随行动者”，当然，对研究者来说，其工作的核心是追随，而对行动者(更准确地说，作为研究者之对象的行动者，因为研究者也是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行动者)来说，其核心要义是行动。由此，拉图尔哲学的关系性内涵得以彰显，而这种关系的核心特征则是非还原性，如其所言，“万物就其自身而言，既非可还原，又非不可还原到他物”，也就是说，行动者的内在性要从属于其所处的关系，进而，其方法论也才能够真正破除“先验的界定”。这一立场必然导向实在概念内涵的转变。什么是实在呢？“任何阻抗考验的事物都是实在的”，甚至说，“实在的”指的是“阻抗的梯度”(thegradientsofresistance)，它成了一个梯度性的概念。进而，“在‘实在的’与‘非实在的’、‘实在的’与‘可能的’之间并不存在差别”，差别只存在于那些“阻抗之物与非阻抗之物”之间。在此基础之上，拉图尔说：“行动者是一个本质还是一段关系？如果没有考验，我们就无可言说。”这里的考验，实际上指的就是关系，也就是说关系赋予了事物不断更新的本质。在此意义上，他同样引入了巴什拉的实在化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建构主义与实在论两个矛盾立场的结合，即建构主义实在论。建构主义实在论实现了对客体、主体及其关系的重塑。拉图尔敏锐地指出，传统二元论立场将处于两端的客体和主体作为现代哲学的基础，但在现实中，二元论的支持者即现代人又将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在空前的范围内结合到一起。这样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又是如何构造出现代社会的呢？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一种双重分裂，一方面是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是纯化与转译的分裂，其中，转译对应的是现实中人与与物的杂合，纯化对应的则是利用抽象的纯粹客体和纯粹主体将杂合体（hybrid）分离开来。然而，如果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客体和主体，那么，为什么还要从两个虚假的概念出发来消解真实的实践呢？在此基础之上，拉图尔认为既不是自然决定了科学，也不是社会决定了科学，相反，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共同演化、协同发展的。就此而言，现代社会以技性科学为核心，构造出了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一体化状态。图1现代人的双重二分
于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抽象的理念性客体与主体被改造成为现实的、具体的物与人。何为物？物的存在并非由其内在性所决定，而是来自它所存在的网络，或者说它所经历的“力量的考验”。例如，何为细菌？细菌不过是巴斯德在其一系列实验中所界定出来的东西，只不过这种界定并非社会建构主义所说的社会界定，而是实验对象、仪器、科学传统、社会因素等共同界定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当拉图尔说“在遭遇巴斯德之前，细菌并不存在”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表明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而是一种如其所言的“唯物主义”立场，物即是实践，而非抽象先验的存在。何为人？人的实存状态并非由其先天特征所决定，人生存于世，要不断地与物的世界也就是技性科学的世界打交道，进而从这个世界中吸收更多的属性以构造自身。就如人的书写、驾驶、交流等能力来自哪里呢？来自与他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肯定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发生的，但却具有了本体论的内涵。进而，拉图尔说，主体性并非人先天具有，它“成为一种流动的能力，成为了某种与特定的实践体联系在一起的、可部分性地获得或丧失的一种东西”。技性科学实现了认识论的本体论化。在传统认识论看来，既然客体与主体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是分裂的，那么，接下来的任务显然就是如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架构起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如果没有这座桥梁，人类必将堕入怀疑论的深渊。当然，能够承担桥梁重任的自然也就是科学。由此，二元论的本体论立场被转化为了认识论的反映论立场，即主体通过科学反映了外在的客体，但因为客体才是科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主体也就没有了认识论地位。但在拉图尔看来，对细菌的认识并不外在于实践活动，甚至可以说它是与对细菌的一系列实验操作同在的，在此意义上，科学的存在形态尽管表面上看来是以命题形式呈现的知识，但其本质上还是本体论（当然，这里的本体论并非传统的先验本体论，而是与巴什拉立场相近的现象本体论）层面上的行动，科学的根基也就在于行动，于是，科学通过其认识论的本体论化成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拉图尔称这种地方性知识意义上的科学观为“流动指称”，即科学确实指称了某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并不是外在的、抽象的、不可见的实在，而是一种实践过程。地方性知识并非一种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因为这种知识可以通过其本体论行动方式的扩展而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扩展，由此，科学的地方性和普遍性在实践的层面上达成了统一。技性科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后果。在这样一个技性科学的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技术科学的产品——技术人工物。乍一看，人工物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实际上，任何人工物都会对人类的行为提出要求，拉图尔因循阿克什的讨论，将这种要求称为“规约”。规约指的是“某一装置对其预期中的——人类或者非人类的——行动者所允许或者禁止做的事情”，这就是人工物的伦理或道德维度，就如同红绿灯对行人提出的道德要求一样。正是因为非人类行动者的这种道德力量，一方面，人类才能够更加道德地行动；另一方面，人类道德的总和也才会“随着非人类的增殖而急速增殖”。当然，尽管拉图尔并未言明，但其思想中显然蕴含着一个结论：人类内嵌到人工物之中的道德力量并非以决定论的方法发挥作用。这种非决定性一方面来自于“转译”作为不同行动者之间联结方式所带来的偶然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社会发展的情境性特征。前者是其“非还原性原则”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就后者而言，在温纳有关摩西天桥的案例中，不管摩西是否有种族偏见、阶级偏见，但其后果却是，天桥确实对进入琼斯海滩的人群进行了选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汽车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必备品的时候，天桥所发挥的人群选择作用也就消失了。五、结语：技性科学思想的法国哲学历程
从思想史的整体背景来说，尽管许多学者不断挖掘技性科学在法语哲学之外的思想渊源，但这些挖掘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哲学意义。巴什拉、奥托瓦、拉图尔的思想彰显了法国科学哲学“民族志”的工作方法，并在实质上已经蕴含了此后技性科学哲学的三个基本维度。概要而言，在本体论层面上，技性科学主张以建构论取代实体论，从而在物的层面上实现历史性与实在性的结合；在认识论层面上，技性科学坚持以述行性（performative)的科学观取代表征性的科学观，从而在将认识论本体论化的基础上，达成知识与实在之间的一致；在伦理学层面上，技性科学赋予技术以道德本体地位，进而力图实现科学技术的认知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时至今日，技性科学观不仅在科学技术哲学、STS领域，而且在科技传播、科技管理、科技史等学科都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厘清技性科学概念的思想史历程，才能够更加准确而又深刻地理解当代技性科学哲学的理论内涵。作者简介
刘鹏，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1.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特别是对STS的哲学审视；2.20世纪法国科学哲学及其当代进展，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