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情感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很难讲支配人行动的到底是理性还是情感。然而在历史书写中，理性占据了极大比重，情感由于其主观性、无序性，较少被历史学者接受。西方学者基于其哲学发展、语言学转向等因素，较早认识到“情感”的重要性，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情感史”研究范式；相比之下，“情感史”在国内学界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
情感入史何以可能？如何研究人的情感？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袁松副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助理研究员五位学者，通过“视频圆桌”的方式讨论中国历史研究的情感面向，同时延展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本文为该圆桌讨论的下篇。
瞿骏：
刚才黄道炫老师说到缺材料的问题，确实是这样。这是两面的，一方面，情感性的材料大概只有日记和其他一些私密性的材料中比较多。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我们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常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其实我们材料已经足够多了，任何多和少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那些做中国古代史的同仁特别会在“没有材料”里面挖一些东西出来。而他们挖的方式和挖到的东西经常是“虚实”结合的，其中包括不少情感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是什么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把情感和私人性的东西，如个人的喜怒哀乐、情爱世界连在一起。这些情感不少太过“现代”。在中国传统里，纲纪这张大网其实是跟情感紧密联系的，但它未必是一种“现代情感”。除了纲纪之外，中国古代各种共享的文化观念也是如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周兴起的时间很长，商兴起的时间也很长，镐京和朝歌其实距离很远，它们互相共存的时间也有几百年，为什么它们能够共享那个今天我们所谓的“国际秩序”，能把商作为一个天下共主？从当时的实际说，距离那么远，武力震慑效果是不大的，而恰恰是一套它们都认同的文化和观念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这之中都有情感的因素。做古代史的学者，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前历史的学者，因为缺少材料，所以经常在这些地方做假设、讨论，他们都会有意识地做这些问题。
接下来想向大家求教的是一个最近我在思考的问题。我注意到胡绳说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五四运动当中分化出一些知识分子，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先进的思潮，然后走到工人中去搞工人运动，过去都是这样说，也是事实。但是在看到这个事实以后，人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这个问题当然一方面和国际的社会主义潮流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带来的伟大目标、高尚追求和献身精神使得当时人们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
我觉得就像黄道炫老师刚才说的，是不是要读了理论才能够去接受革命，或者说把理论理解得很深刻，才能够去干革命？这些逻辑都是可疑的。胡绳晚年在谈话中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们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