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汉族，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广州。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燕京研究院名誉董事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早年就读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年赴美留学，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年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历任国民党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督导室主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训导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南昌市伤兵管理处慰劳课上校课长、中正大学教授等。年后任上海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年12月参加创办中国民主促进会，年重返北平燕京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新政治学会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及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民进北京市第三届理事会主任理事，民进北京市第四、七、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副主席。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七、八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委、第五届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顾问委员，外交学院董事会名誉顾问、名誉教授，湖北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杭州大学理事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重点为应用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美国华侨的第二代》《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妇女问题讲座》《关于社会学的几点意见》等，辑有《雷洁琼文集》。
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算起，到年1月辞世，雷洁琼教授在社会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辛勤耕耘长达80多年。回顾雷先生80多年的学术之路，我们可以看到爱国、兴国与报国是她当年投身于社会学专业学习的动力，也是她毕生学术研究的初心和落脚点。雷先生逝世后，北京大学在致其家人的唁电中做了这样的评价：“雷洁琼先生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经历血与火考验和历史洪流锻造而成的伟大现代女性。”作为她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一评价非常中肯。
学以致用
雷洁琼先生生于年9月。当时，神州大地正值“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之际，亡国灭种之危险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及至先生步入少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一切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五四运动爆发时，雷先生已就读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广州的学生也迅速组织起来，先生亦被师范学校的同学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参加游行，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雷先生晚年在一篇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文章中，是这样陈白自己当时的心路的：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苦难，使我爱国爱民的思想开始萌芽。她表示：“五四精神是照亮我的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
年，雷先生19岁，便在父亲雷子昌先生的支持下，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经历了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已经深入先生之骨髓，成为雷先生毕生之信念，她确认科学与民主是实现其爱国与报国理想之首途。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出国留学前与父亲的讨论，说她当时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想“将个人奋发读书和挽救祖国与人民二者结合起来”。开明的父亲对她“从小立大志，敢于冲闯大社会”“深感欣慰”，同意她出国读书，但希望她在医学、法学与美术中选一项作为专业，因为这三种专业“可以在社会上经济独立”。雷先生到美国之后，一直在考虑做什么最有利于救国和报国。她起初在加州大学学习化工，认为这是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她发现社会学有经世济民之功效，是一门在整体性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经验研究在实际中发现通往真理之路径的学科，符合她通过科学和教育去救国、兴国和利民的理想。于是，她去南加州大学改学了社会学，并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南加州大学求学期间，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国际学生协会”，还认识了中共早期党员，听他们关于拯救中国的议论，并受到启发和影响。
年，雷先生从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适逢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任许仕廉去美国聘请应用社会学专业的教师。燕京大学是中国社会学的重镇，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源地，那时社会工作专业是以“社会服务”来命名的。年成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于年改称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年，许仕廉提出“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培养高等社会服务专门人才，培训社会服务机构的在职人员，特别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了中国现时社会情况，掌握搜集科学材料的方法”的办学方针，深合雷先生心意，故其欣然受聘于燕京大学。因为在雷先生看来，社会学包括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指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业，狭义的社会工作则指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按照这样的理解，雷先生将社会学理论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将社会调查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并通过设施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服务帮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这就是她的“学以致用”。她的学术生涯亦由此开始。
雷先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讲授“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及“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从这些课程名称，我们可以看到雷先生面向社会的务实倾向。雷先生还参与了该系清河试验区的建设，每年带学生去实习。在燕京大学的这段日子，雷先生“下清河、上定县，访贫民窟，进育婴堂”，“力图了解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她曾和吴文藻、冰心夫妇一起到平绥铁路沿线的包头、大同进行调查，给担任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先生夸她教学认真，带学生下乡访贫问苦，“是个热诚人”。
研究从实际出发
坚持思想来源于实践，可以说是雷先生社会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因为她对科学的追求，所以当雷先生步入社会学领域时，她在方法论上很自然地趋向于当时在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崇尚经验的实证主义。这也与她乐于从事社会实践有关。实证主义是指对知识的经验性探求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人们的一切知识最终都是从他们的感觉体验或经验资料中获得的，社会学理论来源于研究者的实践（更具体点说是来自研究者的经验研究，来自研究者对种种社会现象的深入考察），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事实的发现而发展。
从在美国求学期间确立这样的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雷先生始终不改这一初衷，坚持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并一直对探索世界、探索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专业兴趣。早在美国学习时，她就将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即在美国出生的那一代）作为研究对象，坚持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法，收集自己经验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从调查开始，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30年代初，她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任教，更是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读她的文章我们也会发现，她所做的判断或结论，都是有她自己的经验资料为支持的，或者是可以为读者自己的经验所肯定的。可以说，她的严谨学风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养成的。
她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之另一重要内涵是整体社会观。在年的一次讲话中，她对此做了清楚的表述：（社会学）的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运用整体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整体社会观的基础上，她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各方面是要协调的，一方面进步了，别的方面追不上去，就出现了失调现象，就成为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雷先生的社会要协调发展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有丰富表现。
这种整体社会观的另一个侧面就是用变动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认为社会因某种因素或多种因素的作用发生的变化，或者社会中某一组成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组成成分或其他组成成分的变化。这在社会学理论中就是“社会变迁”理论。变迁自然是动态的，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盖社会组织之形成，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一贯与调适，故一种社会制度改变，其他社会制度因之而改变”。年后，她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更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90年代初，当她看到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经济和社会、教育、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发展不协调时，明确提出：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并对此做了深入讨论。
专注应用社会学研究
从理论必须来自实际以及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一方法论立场出发，雷先生对应用社会学给予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