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西医论争的高潮阶段（当时叫新旧医之争）。双方论争的结果是争出了一条“中医科学化”的道路，理想目标是中西融合，创造一种新医学。对此，当时国内中西医界基本都是认同的，包括废医案的提出者余岩。当年论争达成的这一共识其实也是新中国建国后中医政策的基本学术要求，一直没变过。
01
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科学化运动加速
年3月17日，中医药界紧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决定对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的“废止旧医案”发动全力抗争，重点是派遣请愿团晋京请愿，因为声势浩大，斗争得法，“废止旧医案”终被废除。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险胜也使中医药界的那些时代精英们意识到，必须加快中医的科学化进程，时不我待。
年3月17日上午8时，中央国医馆筹备成立大会在南京头条巷国术馆竞武场举行。年5月3日，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开始是暂借“慧圆街杨宅”临时办公，大约年8月15日之后向南京市国医公会暂借中华门东天喜长生祠为长期办公地点。焦易堂任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理事长为陈立夫，代理事长为彭养光。中央国医馆是民国时期推动中医科学化的主力单位，其《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第一条就开宗明义：“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
焦易堂先生02
民国中医药学校教材的大体模式，沿袭至今
年5月通过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陆渊雷主笔）将中医学术按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法划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类，基础学科暂定为解剖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即本草学）、处方学、医学史；应用学科暂定为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附）、儿科学（痧痘科附）、眼科学、喉科学、齿科学、针灸科学、按摩科学、正骨科学（金镞科附）、花柳科学。这种学科构建，从此奠定了中医药学校教材的大体模式，沿袭至今。实际上，在民国初期，很多中医学校的课程已经都是中西医学并授的，甚至还要学习英语、化学、理化、西药学等，如年创办的山西医学传习所，其课程科目也是分基础医学和专科医学，具体科目类似中央国医馆的《大纲》所定。
中央国医馆理事合影可见民国时代，中医学校的课程教育其医院校的教学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实行中西医学教育，且基础课程基本是先西后中的修业模式。这就是对“中医科学化”道路的实践。
03
民国统一病名运动失败的后果
上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运动中，中医学界内部还发生过一场重大的学理争论，即“统一病名之争”。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就开始着手制定一些基础的具体学术规范，首先就想将自古杂乱不一的中医病名规范统一，这也是“中医科学化”的举措之一。
年6月，中央国医馆先后发布了《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提倡中医病名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结果就是医界异见质疑纷起，论争激烈，骂声一片。中西病名的对照研究其实是一件艰难的长期工作，当时如此仓促草率决定显然是不切于诊疗实际的。因为反对过于强烈，中央国医馆11月只好通电公告收回文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郭受天等免职。再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新的“编审委员会”。
陆渊雷先生年11月，中央国医馆由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各公布一项以中医病名为主的统一病名方案，令各地国医分馆及各医药团体讨论反馈。新方案反应就远较陆氏版本平和，虽也有反对声音，但也获得不少赞同。但新方案也仅是限于讨论修订，并没有强制执行。年，中央国医馆还刊发了《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录》。
虽然最后中央国医馆推出了一套统一病名方案，但是并没有对中医界产生实质的影响和改变。上世纪中医界这次统一病名运动其实算是失败了。直到现在，中医病名也始终无法真正统一和规范。苏见清先生就曾以新世纪（第二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内科学》为例，发现中医病名依然逻辑混乱，病、证、症不分。据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专题组统计，中医历史病名有个，但大多属于症状或证候类型。传统中医本质上是一种证候疗法，意图以西医病名对应传统证候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何况短时仓促之下。对于仓促行事这点连陆渊雷本人都觉得不妥。中医统一病名运动的失败和相关论争，或许是后来中医转而强调“辩证论治”的一个原因。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在论咽痛用甘草汤和桔梗汤时提到：“中医以其病名不统一之故，腐鼠为璞，常令闻者眩惑，余谓整理中医学，当从事于古方主疗之证候，而弃置其病名理论，诚不得已也。”《今释》年出版，年再版又有不少改动，推测陆氏此言为年所说，在统一病名运动之前。中医后来的学术整理还真是确如其言。
年老的余岩从年——年，花了十年的时间著作《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主旨是汇集古书疾病名与证候名逐一疏释，并与现代医学名称相对照。显然余氏写作此书是受到中医统一病名运动的影响，希望对中医的统一病名和学术整理有所帮助。
04
历史的自然选择：中医病名已基本不再为现代中医师所使用
历史车轮裹挟着一切自顾滚滚向前，并不理会人们的许多设想，也不会理会有人不想跟随。近代以来，中医其实都在不断吸收采用现代医学的语言，大势如此，不可逆转，并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代的中医在医疗现实中已经不得不使用现代医学的病名，因为很多病人是来看某病的（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病），至少在医患的交流沟通上，中医总得和病人谈病吧？现代医学对此病的治疗和一些重要观点身为中医也要有所了解吧？
苏占清先生《中医病名将走向何处？》一文曾对年全24期的《中医杂志》“临床论著”一栏进行统计，发现以疾病为研究对象篇，使用西医病名篇，约占96.03%，是使用中医病名（6篇）的24倍。同样对年全12期《江苏中医药》“临床研究”一栏统计，使用西医病名的篇数更是后者的91倍。可见现实中中医病名已基本不再为临床中医师所使用，原因何在？苏氏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医病名乱而生险，使用中医病名在临床实践中容易产生误诊失诊、误治失治的医疗风险，对于危重疾病中医不能识其险、化其危，对于慢性疾病不能早发现、早防治。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医临床上，管理机构反复要求中西医双重诊断的原因。
苏氏认为现代医学对疾病的病位、病因、病理、诊治、预防等形成的认识更加清晰、客观，建立在此等基础上的现代病名更接近于疾病的本质，这或许正是西医病名广为国人（包括中医师）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苏氏建议中医西为中用，应尽可能使用西医病名。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医病名的规范，不单纯是统一称谓的问题，而是要反映疾病本质和分类体系，并涉及到医疗法规和中医学的国际交流，是否有利于临床、科研、教学和信息检索等诸多方面。所以认为用现代病名统一中医病名才是上策。
我国现在的《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病历书写中涉及的诊断，是必须包括中医诊断和西医诊断的。可见兜兜转转一个世纪，中医的病名统一基本又回到了上世纪初中央国医馆以西医病名统一病名的路子。
同样，现代的日本汉方诊疗基本就是中西医结合，诊断也是必须包括西医诊断和汉方诊断。汉方医生是在确诊了病人的现代医学病名之后，才可以给病人开汉方药处方的。这是法定的，不能单以阴阳失调，肾虚精亏之类传统说法开设处方。因此，日本汉方医学的诊断结论首先是西医病名，其次是方证。例如，先西医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然后汉方诊断为小青龙汤证，最后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小青龙汤证。
不同的国家，最后中医都先后走向了相同的路子，可见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民国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最担心的是“中医西化（科学化），则不复为中医”。实际看来，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历史大势之下，变亦变，不变也得变。中医只要保留了辩证施治和使用本土天然药物这两个特点，它就还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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