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2/3 18:28:00
年以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系统开展，陕北一隅开始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发生与早期发展的焦点。石峁古城被发现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将其与古史传说人物及部族相联系。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对证不失为一个探索方向，但在实际研究中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考古如何与传说对证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便与探寻“夏墟”“殷墟”紧密联系，并被赋予“重建古史”的特殊使命。因此，在每一项重大考古发现问世之后，学者习惯在古史传说体系中对号入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具体操作上，至少需从以下方面考虑。其一，“时”。时代的对应是首要前提，若忽视年代框架的限定，容易陷入“关公战秦琼”的窘境。但作为基本前提的时代因素，同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古史传说的相关记载语焉不详甚至矛盾丛生，如夏代纪年可相差百余年，再如上古人物或部族的时代难以准确落实，甚至其历史真实性都是很大问题。另一方面，出于考古学自身特点，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但在认识绝对年代方面仍有较大局限性。近年来，“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调整带来的一系列争论，便是典型例子。其二，“地”。地域的对应至为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不少困难。先秦古籍中的地名多缺乏准确定位，汉晋时人虽多有解释，但仍存较大的时代鸿沟。伴随传说的流布、后裔的拓殖、地名的移植，古地名往往歧说迭出，莫衷一是。不少论者往往根据某部族后裔分布于某区域，便认为该部族居于该区域。如若未能动态考察族群的流散，则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此外，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文化之间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在复杂社会阶段尤其如此，二者的地域范围未必是重合的关系；诸如良渚、陶寺、石峁等大型城邑往往与统治阶层相关，可作为空间视角的重要切入口。其三，“人”。徐旭生、蒙文通等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大抵分为华夏、苗蛮、东夷诸集团。其中一些古史人物，如蚩尤，或归诸东夷，或归诸苗蛮，仍有较大争议。此外，统治阶层与百姓的族属未必等同，且人群存在流动与交流，有必要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加以考察。就考古发掘的先民遗骸而言，传统体质人类学及分子人类学为探究先民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由于目前相关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学科间的合作也不够充分，仍难以为考古与传说的对证提供直接证据。其四，“物”。考古学难以像文献材料那样提供具体史实，难以还原先民活动的诸多细节，在重构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构建，主要通过陶器，但很多时候陶器只能反映“小传统”。随着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逐步加深，承载“大传统”或精英文化的因素（如玉礼器、神灵崇拜）尤其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