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而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会议指出，要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既要培养好人才，更要用好人才。如何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怎样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如何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中国教育报就这些问题对话相关领域专家。
嘉宾：
赵跃宇广西大学校长
陈增敬山东大学数学学院原院长
刘玉斌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
张建平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教授
把握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强国过渡的契机
我们要把握好当前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基础研究强国”过渡的重大契机，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优化科技政策——使之成为“资金与人才”的效率加速器。
中国教育报：在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年7月，李克强总理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指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如何理解“关键时期”？
赵跃宇：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工程技术方面已经到了比较好的阶段，技术进步也支撑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新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的阶段，对科技必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当前，我们很多东西是规模大，一般的技术支撑可以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但我们还有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到一些制约，而“卡脖子”难题很多都是由基础研究不足和真正的原始创新不够导致的。
张建平：历史地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过近20年的持续增强与发展，目前正处于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基础研究强国”过渡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清楚认识、把握好当前从“基础研究大国”向“基础研究强国”过渡的重大契机，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优化科技政策——使之成为“资金与人才”的效率加速器。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理解这一观点。以我自身的科研经历而言，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基金资助强度不足10万元/项，年至年之间约为30万元/项，年以来保持在60万—80万元/项。时至今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形成包括探索计划和人才资助计划两大部分的18类基金资助形式，单项资助强度超过1亿元，并且确立了若干重点科技领域的“科学中心”，予以连续资助。
刘玉斌：从物理学发展的进程看，20世纪初在解决经典物理理论面临的挑战的过程中，诞生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个理论不但直接领导和推动了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而且还成为了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通过聚焦某些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问题研究，在21世纪上半叶取得原创成果是非常可能的，这些原创研究成果不但能极大推动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同时还能够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均在欧洲，这和当时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在欧洲有非常重要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基础科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从美国开始的。
无论是从基础科学研究本身来说，还是从基础科学对高新技术的内在推动来说，我们都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对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探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