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的医疗过程不只有手术和住院，还有医生与病人、家属的相处关系。在医患纠纷中，大部分问题，正是因为互不信任、沟通障碍而扩大，终至失控。
虽说人总要看病，但我们对待疾病和治疗总是讳莫如深，平时它们被隐藏在日常生活之外；一旦出现，又引得过度紧张。医院，我们却也忽略了，和医生的交流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无奈日常”。所谓的医患关系，不只在社会新闻里，更与每个人有关。
王兴医院胸外科医生，作为在一线工作了十年的主治医生，这本《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不仅是他对“治病”这件复杂事情的心得、建议，也是他在一场场亲身实践中得出的医患相处之道。书中，他反思医生享有绝对权威的“家长式医学”，讲述不同心情、不同状态病患们的真实案例。
在今天和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做医生？当病痛来临，医院的时候，又如何做病人和家属？这是一份开放式的建议，也是一场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
本文摘自《病人家属，请来一下》第一章第五节，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医生和病人，应该是什么关系？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人称“医学之父”，在解释很多疾病的机理和诠释医学的专业性需求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创造了“癌症”这个词，也描述了很多癌症的表现，提出癌症的正确治疗方法是“放任不管最好，越治长越快”这种现在看起来十分荒谬的论断。我们每一位医学生入学的时候都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不但是“医学之父”，更是“家长式医学之父”。谈到医患关系时，他毫不掩饰地写道：“医生应向病人隐瞒大多数事情。”他坚持认为不应当让病人知道诊疗的情况，而只有医生群体才能够掌握相关的医疗知识和信息。
Patient（病人）最初指的就是“承受痛苦的人”“不焦虑、有耐心的人”，来源于古希腊的动词“pashkin”，也就是说，自古以来都认为，因为医生有着丰富的科学或宗教知识，因此是值得敬仰和崇拜的，他是像神一样的人，必须要无条件服从；而病人，只要做到“能忍”就行。
年的《医学专业规范法典》当中也提到：医生是最有学问的人和人性最好的审判者；病人应当准时且绝对地服从医师的处方，任何有关健康的不成熟的想法都不应当影响这点；在没有得到医疗护理人员的同意时，病人不能咨询会诊医生。
曾经我和一位知名的老专家在同一个下午、同一个诊室出门诊，中间拉了一个隔断屏风用来分隔。有一次，来了一位病人，我非常详细地和病人解释了情况，病人满意地离开了，还不断地称赞我是他见过讲得最清楚的医生。过了一会儿，我突然看到，病人坐在老专家那里，小声地和老专家又说了一遍症状，走的时候还尴尬地扭过头去，假装没看到我。
在中国，我们似乎很容易理解这件事情，医院的医生水平参差不齐，专家也比小大夫更值得信任，医院都难免出现漏诊误诊的问题，更何医院。对医生，病人也再没有那种绝对的信任。病人会想，我一个消费者，花差不多一样的钱，多看几位医生又怎么了？医院所有专家的号都看一遍才好呢！
但是在美国，这是不被认可的。就诊的时候，医生会翻开病人的医疗履历，如果发医院当中辗转看病却从来没有遵循医生的建议和处方时，会直接拒诊。因为在美国人刻板的印象当中，会认为他不信任医生，是潜在的医疗纠纷者。信用额度透支的病人，就好像多次出事的家用车一样，看病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其实，“家长式医疗”不是说医疗当中医生采取家长一样颐指气使的态度，而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当中的地位关系，也就是医生如家长一般承担主要的责任，是主导方，而病人主要以执行、服从为主，即使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也不允许擅自采取行动，应当与家长进行沟通之后，由家长来决定。
在中国，在知情选择方面，医生的情商是很重要的，医生的家长地位实际上是病人和家属共同默许的：由医生来选择合理的方式，与合理的对象沟通病情，实际上也恰恰是我们觉得“舒服且正常”的方式。
我们每一项有创操作或者进行医疗决策之前必须要和病人或家属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霸王条款，但实际上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告知，而不是免责。也就是说，医生要让你知道，这项操作如何进行，会有哪些风险，甚至有哪些需要部分自费的药品和器械等。我既做过医生，也做过病人家属，拥有这样双身份的人，签起字来一向十分爽快。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即使签了字，一旦发生了问题，医生也没法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这张单子的价值对于医生来说在于，如果发生了问题但没有签字，医院就是全责。
病人往往像孩子一样焦虑着、恐惧着，医生让填什么就填什么，在对疾病完全未知的情况下会选择放弃自己的主动权，而把它交给一个穿着白大衣、看起来很有知识的医生。这种主动权的转移往往是好的，一方面是病人很多时候确实不懂，另一方面是医生也并不希望病人有太多主见，有主见的病人往往“依从性”（严格服从医生医嘱的程度）很差。
一次我在外科值班，一位女家属过来找我，说她父亲的引流管堵了，让我们立刻通管。我过去看了看，发现引流液非常清亮，病人体温、血象也都正常，这个引流管其实已经可以拔除了。我安慰她说这个没关系，等明早主管大夫看后拔了即可。但是女家属非常蛮横地说道：“这就是管堵了，你看不见吗？管堵了里面会有细菌感染的，你没学过吗？！我也是学医的，你赶紧把管通一通！”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家属确实是学医的，但是学的是兽医。
作为医生，我们不怕“太懂行”的家属，怕的就是这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的家属，这会大大增加沟通的成本。
学习的时候老师便和我们说，作为医生，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判断，病人可以提议，但是医生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听病人的。如果听病人的，治疗顺利，病人便会产生误判：“医生没有水平，还不如我，不听我的就坏了。”治疗不顺利，病人立刻会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我什么都不懂，你干吗要听我的！”
话糙理不糙，但是作为医生，特别是在中国当下的就医现状下，从医生的立场出发，他肯定喜欢乖巧听话的病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你要理解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信息不对等是不能完全放开的
领养家庭在孩子成年前很长一段时间会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一旦孩子知道自己并非亲生的，也许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阴影，让孩子自卑、封闭，这就是所谓的“温柔的谎言”。
曾经有一台手术，手术当中病患大出血，几位医生在台上抢救到后背湿透，好在病人最终转危为安，总出血量也不算太多。主任在出手术室交代病情的时候，看着病人家属殷切的目光，说：“手术很顺利，也很成功，有一些出血但是止住了。再等等，病人很快就出来了。”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把所有人的焦虑、紧张和担心一句带过了。
你想过没有，如果换一个处理方式，给手术室安装一个监控，让家属能够时时刻刻看到病人手术的过程，就好像餐厅的开放式厨房，公开、透明，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我的导师在手术的时候，总是干一些让人觉得很危险的事情。例如病人的淋巴结卡在最危险的大动脉旁，如果是一般的医生，很可能就片下来一块送个病理，来证明他清扫了这个淋巴结。但是事实上，你把一个转移的淋巴结片下来一块来忽悠病人，欺骗自己，固然是最安全的，但是你却遗留了一个可能转移的淋巴结在病人的肚子里，手术后必然会复发。这个时候你只有走最危险的道路，把这个淋巴结完整地从病人的大动脉上分离下来，才有可能给这个病人一线生机。这两种选择的风险差异很大，但是在病人眼里毫无区别，因为病人并不懂。手术是个良心活，你做得凑凑合合，病人也许能够平安走出你的手术室，但是这位病人势必很快复发死去，你将永远走不出噩梦。有经验又有良心的医生，会选择冒进拼一把，毕竟即使出血，他也会有一套成熟的方案来救场。
然而，假设医生的手术室被改造成一个透明的玻璃房，甚至医生的手术和操作视频都可以让病人随意拷贝，这对于医疗将是一场灾难。看起来一切都公开透明了，但是最后会演变成一种病态的医疗，医生将丧失自己的舒适领域，时刻处于监视之下，这个时候，医生会选择不去主动涉险，他宁可不去动那个可能转移的淋巴结，也不会让病人冒一丢丢风险，但最终还是病人来承担转移的后果。
所以我认为，手术不应当被品头论足。它是一门技术，也是一个良心活儿。用最好的监测手段来监督也许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选择权是否应该全权交给病人？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无论孩子是否有自己的想法，都会和家长商量一下。为什么我们在报志愿时会咨询家长呢？家长是行业监察员吗？家长做过市场调研吗？也许都没有。家长只是“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都要多”，可以避免孩子在报志愿的时候一腔热血，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所以，在病人并不知情的时候，让病人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选择，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我们冠冕堂皇地给病人讲述手术可能带来的获益和风险，然后由病人或者家属自己来做决定，这无异于一种耍流氓的做法。
曾经有一个打工仔因为肚子疼，很多天没来看病，疼到晕过去才被同事送过来。一看腹部CT，肠子坏死了一大半，病人处于重度感染中毒性休克的状态，而且这位病人还没什么钱。我和他的妻子谈了好久，讲手术的风险和难度，并且手术后可能会进重症监护室，花费巨大，但是最后也不一定能挽救他的生命，甚至因为休克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等等；如果不做手术进行保守治疗，等病人休克好一点再手术，虽然风险会小一些，但是很可能病人的感染会进一步加重，到时候更没有机会了。我进行着非常科班的谈话模式，扮演着一位冷静沉着的好大夫，理智、克制、平静、优雅。
但是妻子就是没法做这个决定，她一直重复一句话：“医生，要是是你自己的家人，你觉得手术是做还是不做？”无论我怎么耐心地解释，她总是在自顾自地纠结。我确信我也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但是我并不敢直接帮助她来做这个决定。
就在这时，那个科室的主任跑过来吼了病人家属一句：“你还想什么呢！你现在做手术虽然是找死，但不做手术是等死啊！病人那么年轻，有一线希望，等什么呢等！”她当时都被吼蒙了，但是她很快就下了决心，做了手术。手术一切顺利，病人在ICU待了2天就回到普通病房了。病人很快便顺利出院，家属也对主任千恩万谢。
但这次手术，是主任主动背负了医疗风险，如果出现任何不顺利，家属都可能埋怨主任让病人做了一个没必要做的手术。但是主任选择手术的理由，一个是经验所带来的对病人的直觉（病人有救，我不能退），一个是对病人家属的直觉（家属不闹，我可以上）。
所以在疾病面前，特别是在危急关头，所谓的由病人自己做主是一件非常荒谬扯淡的事情。医生必须要果断取得主导地位，建议病人采取正确的做法，做好“家长”应该做的事情。
家长式医疗开始面临严峻挑战
《未来医疗》当中提到过，年，约翰尼斯·古登堡来到德国，开启了活版印刷的时代，而这个印刷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古登堡圣经》，这项举措看上去只是简单的复印技术，但是在当时，却大大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在“听觉时代”，普通人只能通过聆听进行阅读，只有极其富有的贵族和祭司才能接触到印刷术前时代的手稿进行阅读，这部分人只占欧洲人的8%。因此在这个时代，阅读是少数人特有的权利，这些人能够获得知识，并主导社会机器的运转。但是印刷术本身是一场交流的革命，它带来了知识爆炸。普通民众接触到了信息和科学，就意味着民智的开化，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下智能手机普及，社交网络形成，让知识共享变得更加容易。一个毫无医学知识的人，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到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也可以轻松知道哪位医生在这个领域评价最高，医院报销比例最大等等信息。
过去的病人走进病房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
“医生，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而现在问的最多的则是—
“医生，我看网上有人说……您说对不对？”
医生正在逐渐走下神坛，无论医生再怎么标榜自己的技术和经验，病人都逐渐了解到，医生并非神人，医生也是普通人，也会犯错误。了解了疾病的治疗流程之后，看到了网友分享的那些“医生可能会犯的错误”，自然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医生，并努力去发现那些对自己可能造成伤害的错误。
你会发现，输液的时候，盯着看护士排气泡的病人变多了，对着输液拍照片的病人多了；医生交代病情的时候录音的病人多了，对医生提问的也多了；甚至现在自己的亲人准备上手术台，家属都会开始蹲在主任的办公室门口，盯着看是不是主任亲自做的手术。
医患之间那一堵墙在逐渐透明化，甚至在被悄无声息地拆除，医生的权威受到的质疑与日俱增。
科技仍在不断地发展，病人拥有的信息量会与日俱增。也许将来病人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要通过一项检测就能够一目了然，不需要医生接诊、问诊、查体和检查。到那时，病人才是最了解自己身体的人。这是否意味着，医疗将真的像国外的著作里写的那样，从医生主导的“家长式医疗模式”，转化为病人为中心的“民主式医疗模式”？
医生的情绪也需要被管理和照顾
“为什么医生的情绪也要被照顾呢？我自己的情绪还没人照顾呢，我还照顾他？我明明给他钱了，我还得顺着他？”我之所以要和你聊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大前提，就是咱们都希望病人的就诊和康复过程是顺利的。
很多人听到我是个肿瘤科医生时，会问：“你每天面对那些生离死别，会不会很难过？还是已经麻木了？”其实，这些场景已经不会给大多数医生造成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了，反而是就诊过程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更能扰乱医生的心境。
有一个最常发生的场景：医生正在看病，突然间冒出来一个排在后面的老爷子说“就开个药”。如果医生不开，他就会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赶时间，不是火车要晚点就是要去接孙子放学。如果医生停下看诊给他开药，正在看病的病人就会非常不乐意。医生无论怎么处理都没有办法皆大欢喜。这种情绪持续一天下来，即使是一个脾气和态度非常好的医生，也有可能会陷入一种奇怪的气场当中，甚至到最后会以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收尾。
假设这位医生就是你爸爸的主治医生，当医生看完门诊晚上7点回到病房准备下班，你不由分说地冲上去问：“医生，我能和您聊聊我爸爸的病情吗？”我猜想你的医生八成是这个反应：“不是聊过了吗？我之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我想你一定知道医生比较辛苦，也一定是小心翼翼地去询问的，但是面对医生冷漠甚至有些厌烦的态度，你一定会内心感觉有些委屈。接下来会有两种不同的走向。
结局A
你和医生大吵一架——
“我和和气气地问你两句话，你什么态度啊！”
“我态度怎么了我！”
“你说你怎么了，你是主治医生，我问你两句病情你什么态度啊！”
“我没什么态度啊，我不是和你都说过了么！”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护士和医生过来劝架。
结局B
你忍下了心里的委屈，第二天白天看主治医师心情很好地在护士站和护士聊天。你走过去，直接、明确地询问：“医生，我上次没听清，我们哪天回来复查？”医生回答：“3周后。”问题解决。
你可能会觉得，我只是用了两个故事来告诉你对医生要尊敬一些，要“能忍”。但实际上，这是绝大多数的冲突发生或者不发生最真实的场景，而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