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我们专访了陈映芳（社会学）、任剑涛（政治学）和刘海龙（传播学）等三位学者。本篇为对传播学者刘海龙的专访。
让我们首先从眼下的一个现象说起。
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近日公布，在考研越来越“卷”的今天，传播学因其几乎最高的分数线成为放榜当天考生们热议的焦点。作为当下中国最“火”的人文社科专业，传播学吸引着无数学子报考，但一派繁荣的背后，持续的学科焦虑却始终难以散去。依照传播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的说法，现代的传播学学科化始于20世纪的美国（尽管这一叙事遭受过很多质疑）。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总结的传播学科“四大奠基人”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等大多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这使得即使时至今日，“传播学有何独创的理论？”依然是这一历史短暂的学科常常遭遇的质疑。
不过，这种学科的“主体性焦虑”却也意味着学科想象力的开放性，这给予了传播学更多可能的发展路径。美国主流传播学将学科的重心聚焦于研究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活动，这也是现在公众从字面上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不过，确立学科边界虽有助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建制化，但也严重窄化了学科的研究范围。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一书中，学者刘海龙较早地对其进行了批判。在如今的中国传播学界，“打破学科壁垒”的声音早已不陌生，媒介环境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个更富跨学科色彩的领域正蓬勃发展。
正如米尔斯所写，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不拘泥于“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只是，随着跨学科日渐成为趋势，新的焦虑也在浮现。可能很多传播学的学生都在自己的论文选题时遭遇一个常见的质疑：“你研究的话题是否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一方面努力强调自己跨学科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极度在意学科边界，传播学面临的这种悖论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我们思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的典例。
刘海龙的观点是：传播学当然有其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完全无需过度担忧所谓的“学科主体性”问题。在一个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新既有的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解，认识到传播问题远不仅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它还是“身体”、物流乃至“病毒”的问题。我们只有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传播”与“媒介”的角度，才能赋予传播学持续前行的活力。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8日专题《找回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的B05。
更多内容详见：
遗憾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丨纪念赖特·米尔斯逝世60周年
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丨专访任剑涛
社会学需要更多关于“现代”的研究｜专访陈映芳
采写｜刘亚光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重访灰色地带》《宣传》等。译有《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等。
米尔斯与早期传播学的分歧
新京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评过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他们也曾经合作开展研究，不过在进行《人际影响》的调查时，二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我们如何理解米尔斯和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刘海龙：米尔斯早期从事了很多传播学的研究，《社会学的想象力》里不止批评了拉扎斯菲尔德，还提到了斯托弗(SamuelStouffer)、多德（StuartDobb）等，都是早期传播和宣传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拉扎斯菲尔德一起在迪凯特做意见领袖研究，后来的作品中，包括《权力精英》等，也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