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自觉自信，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
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是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一方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另一方面，它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当时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现在，中国经济学界进行理论创新的任务更加迫切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为世界发展做出了的历史性贡献。“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包括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制、价格双轨制、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在内的无数异彩纷呈的经济创造，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典型和无比丰富的素材。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等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同一个时代的交织和叠加，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此相对照，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不少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框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践和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研究，热衷于用抽象的定理、模型和公式去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盲目崇拜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照抄照搬西方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学科研模式，使经济学的发展离开了丰厚的沃土，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偏离了历史的大道。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东西，其中也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众所周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认为市场经济仅适合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了效率和公平、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充满了首创精神，又尊重客观规律。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科学发展的理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理论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只有立足中国的实践，解答中国的问题，并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新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其他各种理论流派的特殊优势和科学价值，概括起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主线的经济分析体系，把逻辑和历史、本质和现象、抽象和具体、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原理，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走向，也不可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又不能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观点，固守某些传统的观念，脱离实际，脱离时代，固步自封。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生态和环境危机等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些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学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削弱的局面仍然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明显削弱，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还比较普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教学和研究力量比较薄弱等。这些问题，是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亟须解决的。
三、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增强理论的自觉与自信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各种流派中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等，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合理吸收。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另一方面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制度属性、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同时，在理论上存在不少缺陷。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一味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照收。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合理的东西，摒弃其中不科学的有害的成分，努力增强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即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就曾论道：“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年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的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另一位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得更为直白：“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西方的主流学者对自己的理论尚且能实事求是，我们中国的学界怎么能对这些理论如此迷信呢？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走自己的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经验、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当做了所谓的“普适价值”推广甚至强加于中国，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使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
四、开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国际接轨的做法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误区。且不说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例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用哪个“轨”，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许多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也绝不是完美无缺可以通用的理论，而是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了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等。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不能把它作为国际接轨的唯一标准。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标准化、国际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
——要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不仅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也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
——要向历史和传统学习，既要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要向所有的科学学习，既要学习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要学习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要向各门各派学，既要学习包括新古典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也要学习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
——要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既要学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也要学习指导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等。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具有以振兴天下为己任的光荣传统，处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转折年代，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在理论的自觉自信和自主的道路上探索、开拓和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作贡献，这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的共识，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
作为一个参与过年代改革政策研究的经济学者，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不免对经历过的改革事件，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在我看来，80年代初期的三大经济改革，即包产到户，地方财政包干和三来一补都是在危机压力下生出的“急智”，但这三项改革，不仅各自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并且在总体上对中国目前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与整个世界经济的互动发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包产到户：为什么从争议最大变成了争议最小？
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可能是当时最具争议的一个。但是在1/4世纪后的今天，新一代人未必知道这一点。
包产到户在今天成为人们不大置疑和争论的一项改革，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包产到户这一改革的价值取向，已经有了比当年更广泛的认同。在今天来看，多数人都能够理解，如果当年不确立这样的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走远。其次，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包产到户，人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改革具有“帕雷托改进”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一改革并没有真正损害多少人的利益。恰恰相反，很多当年反对这一改革的人，反而从中受益匪浅。
这个历史事实本身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也就是如何克服许多改革面临的公共选择悖论。一种本质上是帕雷托优化的社会变革，却只有在改革完成后才能向所有人证明其有益无害的性质。因此，在改革被建议的时候，一些人会因为不相信自己受益，而行使否决权。改革一旦被否决，虽然不一定不能再实现了，但本来是“帕雷托改进型”的改革，就改变了性质。
包产到户并不是年才在凤阳小岗村发明的。80年代以前，包产到户曾两度遭到否决。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包产到户不仅发生过，而且救过许多人的命，但不久就被作为一种异端被“纠正”了，几乎所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从高官到基层干部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到了80年代这一次，直到年，对包产到户持怀疑态度的人还很多，不仅高层有，而且在机关干部、学者、城市职工以及农村基层干部中也占相当多数，甚至连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也顾虑包产到户会影响他们的社队企业收入。如果当时中国就包产到户进行一次“对决”，包产到户完全有可能被再次否决掉。
那么当时的决策者是如何克服公共选择的悖论呢？当时的高层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地方领导人，交给农民。这个决定在中国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种格局破天荒允许不同价值倾向的制度，在地区之间展开和平竞争。从年到年，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包产到户对自己有利无害，改变了态度。包产到户从极端贫困地区的特许，逐渐获得向中等收入农村地区蔓延的合法性，最后席卷了集体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农产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制约被解除，农村释放的市场力量，成为整个八十年代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源(4.68,-0.52,-10.00%)泉。
包产到户对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也发生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也是后人对包产到户的赞许多于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把改革，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集体认知的过程，包产到户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贡献，就是决策者的分权改革策略获得成功。这个经验增强了中国改革的信心，也提高了中国集体认知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包产到户还加速了农村市场的恢复，改善了当时的城乡收入分配。决策层起初排除了包产到户，所以决定由政府投入财力来刺激粮食增产。当时中央的收购政策是，超过征购指标交售粮食，价格在收购价之上加价50%，并敞开收购。越是贫困的地区，征购指标越低，超购比例就越大，农民卖粮积极性也越高。政府增加的货币投放，自然首先流向这些地区。到和年，库存的粮食已经超过了实际的消费需求。农村意外获得大量的货币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货币不足的局面。农村的各种市场在大量货币投放的支持下，迅速恢复和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缩小了发达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地方财政包干：一把难舞的双刃剑
从事后看80年代初的重大改革，没有人否认地方财政包干的重要性，就如同无人会否认包产到户的重要性一样。但二者的相似也就到此为止。20多年来，对地方财政包干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而且，这一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地方财政包干发生分歧的来源既多且深刻。
最深刻的分歧来源首先是价值认知的分歧。对于包产到户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一般很少发生争议，但是，对于地方财政包干应该遵循何种价值取向，则存在极大的分歧，以至于至今仍有不少人从根本上否定当初财政分权的必要性。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中国应该明确取消财政的单一制，否则不可能实现规范化的财政分权。
由此又引出许多学理的分歧，比如，在产权界定不清楚的条件下，规范化的财政分权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各有什么样的利弊，等等等等。
那么，在支持改革这个大前提下，对理解80年代初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我们可能争取的最大共识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地方财政包干的方式实行财政分权，达到了以分权来推进改革的基本目的，因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入了市场激励，减少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二、财政分权提供了地方之间在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激励，但是，在政治现实的约束下，这种导向也有很大的扭曲。最大的扭曲之一就是不得不偏向财政供养人口和城市居民。这种利益诱导的支出和制度改革，自然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三、尽管如此，由于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由于地方领导的个人差异，地方财政包干至少在部分地区支持了积极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地方财政包干支持了一些地区乡镇企业，包括私营企业的成功，温州地区私企的大量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四、当然，地方财政包干不可能阻止大量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对公众的利益和改革的进程都是不利的。五、在许多基本的国家制度没有建立的环境下，仅仅靠调整财政包干来干预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不可能的。
时至今日，如何从整体上估价财政分权对激励地方之间制度安排竞争的总体表现呢？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价值维度的竞争，另外一个是工具理性维度的竞争。前者涉及到认同什么样的公平标准，后者则涉及在既定的价值约束下，如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现在看来，在集权下的地方财政分权，有可能对价值的良性竞争不利，从而使得对效率的激励失去正确的方向。我参与的一项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财政分权与目前收入分配的全面恶化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其根源之一就是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个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通过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约，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约来解决，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从三来一补到大进大出：农民工为谁做嫁衣裳？
80年代参与改革的人，对于中国外向经济再乐观，恐怕也不可能想到当年东莞的三来一补，竟然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端。任何一个熟悉发展经济学的人，都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会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提升到超过70%，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双顺差长达十几年，并且欲罢不能。
80年代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为什么会把中国经济引导到这样一种模式？
虽然在80年代中，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人能够为农民打开大规模移民的大门。我当时曾参与鼓吹让农民自建城市，但没有被采纳。如何解决数亿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问题呢？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因为民营企业的资本效率高，单位资本创造的就业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不希望朝这个方向发展。国有部门对各种资源，包括信贷资源，土地资源的垄断，使民营企业受到压制。不过，如果中国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在农村人口就业不足的压力下，国内私营部门与国有部门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必定会转化为逼迫国有部门让步的压力。
但是，海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直接雇佣农村廉价劳动力，改变了中国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博弈格局。投资于出口加工业的海外资本与国内资本，包括国有和民间资本，主要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这意味着，海外资本与中国廉价农民工的直接结合，给低效率的国有资本创造了一个能够扩张的空间。
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为什么这样低？人们往往看重供求因素，而忽视了经济租的分配这个制度因素。在中国的制度安排下，一方面，农民工的家庭农业收入(农业地租)支持了大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雇佣者知道，他们可以不支付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因为农民工不能够留在城市。廉价农民工吸引大量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减少了国内资本创造就业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尤其是减轻了国有资本提高效率的压力。反过来，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农民工就业对海外资本的依赖，并间接地导致了低效率的国有资本对高效率的海外资本的依赖。正是这样一种依赖关系，使得中国经济一旦陷入双顺差，就不敢轻易脱离出来。因为效率的差异和各种体制的约束，国内资本无法在就业方面替代海外资本。
公平的价值理念能从中国改革过程中内生出来吗？
从包产到户，到财政包干，到三来一补和大进大出，所有改革的策略和政策的选择，无不力图坚持“帕雷托改进”原则，处处迁就中国社会各种制度化的特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期望随着经济的进步，支持社会公平的力量也同时生长，但迄今为止，并不如所希望看到的乐观。公平的价值理念，能否从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内生出来？
中国经济在18世纪也曾经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有过相当的繁荣。据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估计，乾隆十五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才是中国的40%。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一轮繁荣之后，中国经济就陷入了长期的内外失衡和内忧外患呢？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不会与18世纪的经济存在某种值得警觉的相似弊端呢？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土地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叔莲是当代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群体的中坚成员。这一代经济学家是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同时补修现代经济学。他们呼唤市场取向改革。
周叔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大学生，几十年来在经济理论园地辛勤耕耘，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孜孜求解，与中国经济改革风雨同行。他与中央高层有过神交，他的名字与许多科学观点的提出紧密相连……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记忆》记者就周叔莲先生一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所做的经济理论研究，对他进行了采访。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我们采访和刊发的内容只是周叔莲先生研究成果中的部分，难免挂一漏万。
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研究生涯铸就“学术名片”
中国经济时报：周老，您从年大学毕业起就开始了经济研究的生涯，迄今已逾半个多世纪，可谓成果丰硕，著作等身。能否请您回忆一下一些重要文稿酝酿和写作的背景、初衷、过程，及其产生的具体反响。
周叔莲：我年8月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研究生涯。先在当时的经济史组工作，不到一年又分配到现实经济组从事手工业、畜牧业、水土保持等调查考察工作。年经济所成立农业经济组，我成为该组第一批成员，明确了以农业经济为研究方向。到年期间，我撰写了一批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扩大再生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论文。年到年间我还参加了孙治方所长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工作，并和汪海波同志合写了若干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
年经济所开始批判孙治方的经济理论，以后全所又到北京郊区搞“回清”运动，研究工作就基本中止了。年文革开始，年全所职工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就更谈不上搞研究了。年回到北京。从年起，我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一个研究组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果等的调查研究，一直到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积极投身于经济界的拨乱反正。我除了自己写，还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写了不少批判“四人帮”的论文。年7月到年8月，我还参加了于光远、马洪同志主持的调研组，到大庆油田考察。
在国家建委期间的工作使我的研究方向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就随着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工业经济所，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参与或主持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等课题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经济研究可谓历时既久，涉猎广泛，著述浩繁，新见迭出。难怪您被称为工经所的“学术名片”。
周叔莲：在社科院和建委的上述经历使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涉及的问题较多，对许多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的领域和观点有：(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3)“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4)政治经济学要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5)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6)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7)我国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发展战略；(8)产业政策的作用；(9)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异同；(10)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11)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规律性；(12)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13)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14)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15)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经济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16)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关系；(17)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问题；(18)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问题。
希冀能像蜜蜂酿蜜那样做出成绩
中国经济时报：回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回顾那些浩繁的著述，您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说，能否总结一下您的治学之道和做人之道？
周叔莲：我的经历使我不断面临着新的研究任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每当接受新的课题任务时，我都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希冀能像蜜蜂酿蜜那样做出成绩。但很多场合是浅尝辄止，甚至像蜻蜓点水，成绩阙如。
50多年的研究生涯使我感悟到，研究工作要做出成绩，打好基础、勤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庆幸改革后遇到这样的环境，使研究工作做出了微薄的成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也写过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尤其是曾错误批判过一些同志，如批判过费孝通同志、孙冶方同志。虽然后来向他们道歉，蒙他们原谅，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但这毕竟是我永远难忘的遗憾和值得吸取的教训。我对不少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经历过曲折的过程，许多观点随着实践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得到修正。
胡耀邦鼓励周叔莲：你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中国经济时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结束，中国百废待兴，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亟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您和您的同事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文，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叔莲：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科学观点。“四人帮”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认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写成《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年5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论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这篇文章写成后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编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把这篇文章的校样送给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此稿非常重视，进行了认真修改。此文经耀邦修改发表后，胡耀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该文和报社同志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胡耀邦在信中写道：“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做极大的努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我国经济界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是于光远组织的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仅年就开了三次。在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会上，我和吴敬琏、汪海波三人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还有一篇是从正面论述应该恢复奖金制度。我在年7月起草了题为《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经过和吴敬琏、汪海波讨论修改后联名发表。年10月7日，我又把这篇文章转递给胡耀邦。10月18日，我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他写道：“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感到很好。内容从总的方面说我也是赞同的，个别地方有点小意见。”我们三人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对文章又做了修改后，在当年10月底召开的第三次按劳分配会上，由吴敬琏作为代表发言。全文分两次发表在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成为粉碎“四人帮”后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党中央、国务院对理论界讨论的职工工资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接下来，全国开始强调实行按劳分配，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中国迎来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时期。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企业改革是您研究的重心之一，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许多艰巨任务尚未完成，最近几年，又现国进民退现象。您对中国国企改革有何回溯和建言？
周叔莲：我将我国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企改革目标；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企改革研究；梳理国企改革史，研究其规律性。
年我回顾国企改革历程，认为经过20年改革实践取得的主要经验教训是：(1)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2)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国有经济的改革要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3)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分类指导。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4)把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把企业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5)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6)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安排好下岗职工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7)实行政企分开，这是深化国企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8)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措施改革。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9)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发挥企业家作用。(10)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没有工人群众的支持，企业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企业也是办不好的。
年，我认为又经过了10年的检验，以上总结是可以成立的。同时我国国企改革尚未完成：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多工作要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垄断企业改革任务艰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改革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研究经济结构的缘由和经历
中国经济时报：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6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成立四个调研组，其中经济结构组由马洪负责。从经济结构的视角看，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彻底显现了，这对转向市场经济起了相当的作用。您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结构组的大量调研活动，并执笔撰写了许多调研报告，后来汇编成书。这个结构组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周叔莲：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布置全国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和现有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四个组。当时我已准备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所长马洪是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分配我到经济结构组办公室综合组工作。以后一年时间，我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问题：探索什么是经济结构；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有何关系；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探索怎样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从研究经济结构到研究经济发展战略。
其中，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的结论是：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制约甚至决定作用，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的基础，这是指历史上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长期趋势，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仅仅由经济增长决定，也不意味着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制约作用，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的状况任意决定增长速度。过去在计划工作中主张比例要服从速度，并且认为速度越快越好，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年6月，我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怎样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提出了年到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应该说，许多方面和我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你还较早地对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可谓中国新时期产业政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尤其是，您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使您在该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周叔莲：我在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以后又继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还和几位同志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等三本专著。我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带着问题意识研究产业政策；(2)探讨产业政策的内涵；(3)研究产业政策的作用；(4)分析经济转型中产业政策的特点；(5)研究国外产业政策；(6)跟踪研究我国产业结构，提出建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保障机制。
我认为，这种保障机制能够保证克服资源不足，在各部门合理分配资源，并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人民得到最好的福利。这个机制主要应该包括合理的经济体制，优秀的企业家群体，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合理的经济体制又要包括：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活力的企业；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优胜劣汰机制；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和企业并购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经济体制，包括改革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合理的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积您数十年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您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何建言？
周叔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要转变发展观念，二要深化改革。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实现现代化需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个建设都有改革的问题，也都有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可以统称之为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深化改革主要应包括这些领域：(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4)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5)倡导符合小康社会的消费方式；(6)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人呼吁必须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你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具体见解、建议？
周叔莲：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这不仅影响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在一些方面延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且是改革开放以来，权钱交易、官商结合、寻租、腐败等现象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应该着力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要认识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不能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代政治体制改革。不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搞不好的，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现在经济学界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有一种规避政治体制改革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是不能脱离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长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脱离政治研究经济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艰难和有风险的，而且会遇到阻力，尤其是有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但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一改革。这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和条件。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一创造的意义在于，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商品经济相结合的途径，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新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并且发展中不断岀现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不断解决。因此，深化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怎样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基本关系，尤其是其“脑”与“手”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脑”
正像人的大脑主管、指挥和决定人的思维及全身运动一样，市场经济也由其“大脑”指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脑”，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就是集中体现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大脑”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目的、发展方向以及效率。
我国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宏观调控下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和社会全面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就是要与这些因素相结合，哪一项也不能少。从基本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集中表现为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根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鉴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经济共性而存在的那些一般方法和形式，在生产关系上即内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否定基础上产生的，否定的标志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原因在这里，根本优势也在这里。
公有制为主体，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产生、确立，表明主要生产资料被剥削者占有、与劳动者分离的状态已经结束，劳动者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成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再任人摆布和宰割的主人。主要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才能由被剥削的关系变为分工合作、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共同致富的关系。他们的劳动成果仍然是商品，并送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但交换的是各自为社会奉献的劳动，体现的是社会分工，共同劳动，而不再有一个剥削阶级横插在其间了。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通过发展生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源泉。
所有制性质决定市场经济的性质，所有制结构决定市场经济的结构，所有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的程度决定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程度。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完善公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公有制优势上下功夫，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要进一步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进代表者的国有经济，在提高它的控制力、竞争力、主导力上下功夫
国有经济必须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支柱作用。国有经济掌握经济命脉，在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才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含国家控股企业，下同）才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的控制主导作用，最终是通过市场导向完成的。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支配程度，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实现的程度。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是国有经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部不平衡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全局不平衡，它则无能为力。
必须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掌握和控制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东西，才能掌握全局，指挥全局，发展全局。否则，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都会成为一句空话。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控制力降低，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高它的控制力、竞争力和主导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中之重。
2.在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上下工夫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或合作所有的基础上，消灭了剥削，人与人之间是分工合作、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关系。它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水平，能集中劳动者的物质能力和智慧，通过分工合作，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实践证明了它的优越性。
在我国农村，凡是保存和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地方，各方面都表现得好，经济发展，各业兴旺，社会安全，群众共同富裕，就业充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人们生活幸福和谐。城市中也有一批办得好的集体经济。但整个地说，原有集体企业，大都已解体或转化到私人手中，所剩无几。目前全国合作经济不到20%。发展集体经济已成为许多地方的现实迫切要求。邓小平同志30年前提出必须实现“两个飞跃”。现在一些地方实现“两个飞跃”的条件己成熟。应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集体经济的支持，鼓励集体经济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更快发展。
3.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发展的必然性。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满足多方面的复杂需要、搞活流通、克服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有重大作用，必须充分重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资金上、市场准入上、税收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中己形成一批大型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但多数规模小，素质低，设备、技术和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低，污染环境，有的还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要帮助促进它们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遵守法纪，善待工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更大贡献。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复杂的体系，由一系列相互有机联系的环节、体制和运行机制组成，“手”作为操作运行系统的环节和机制，是其主要手段和杠杆。
通常认为支配市场经济的有两支“手”，即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及后人概括的“看得见的手”。其实支配市场经济的不只是这两支“手”，还有另外两支“手”，即法制的“手”和精神文明的“手”。后两支“手”十分重要，不可或缺。是四支“手”各司其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支配指挥市场经济运行，决定市场经济的性质、运行和发展。后两支“手”也可称为指引或支柱。
1.第一支“手”：“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
“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指“在市场机制中追求个人利益”，马克思则科学地概括为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人们社会生产经营活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的所有制，就存在商品生产，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起作用。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不会因市场经济性质不同就不起作用。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认识和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但人们对这一点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并表现在实践中，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第一，商品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必须创造更多更好的符合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我们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把使用价值放在首位，把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放在首位，把价值与使用价值、物质产品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统一起来认识。单纯追求产值，而不顾使用价值，只顾物质生产，不顾劳动力再生产，违背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只会务虚名而得实祸。
第二，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决定的，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谁的个别劳动消耗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谁就能得到较多的收入，否则收入就低甚至亏损。这就逼着生产者加速技术进步，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个别商品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降低过程是技术进步过程，个别商品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降低转化为社会商品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普遍降低，就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进步和技术进步。价值规律是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谁忽视谁就会吃亏。这一点我们在与西方国家交换中体会太深了。
第三，价值规律不仅调节个别商品生产与交换，而且“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一种特殊商品”，调节整个社会商品生产与交换。如果社会劳动投入某个部门过多，造成使用价值供过于求，一部分产品不被社会承认，这部分产品付出的劳动就是无效的，而要求投入向需求领域转移。价值规律逼着我们重视供求平衡和客观比例，违背就会受到惩罚。
第四，多种生产要素作为经济资源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劳动力、技术、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其他各种经济资源，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过去不承认这些要素具有商品属性，不允许它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和流通，扼制了这些要素能力的发挥。承认其商品属性，允许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它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和流通，动员一切生产因素投入生产过程，按照市场要求进行流动组合，就能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源泉。
第五，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制度上确定了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地位。公有制企业由原来作为政府附属物和计划执行者，改变为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不仅产生了面向市场发展的动力和积极性，也具有了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经营的能力和权利。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上与公有制企业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它们在生产关系性质上有区别，在市场竞争中则无地位高低贵贱的任何差别。企业成为市场的细胞和基础。企业在市场地位的变化，使社会经济运动内容、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基础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最重要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来源。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价值规律还会在国内起作用。
价值规律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这些基础性作用，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和市场的灵活性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优势，成为一种体制保证，为生产力发展增添了新的源泉。
尊重价值规律，就要尊重上述这些规律，为其发挥作用在体制上创造更好的条件。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尊重等价交换，使价值、价格、盈利率、商品实现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等，成为投资决策和生产流通的动力、指示器和调节器，使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成为经济运行的支配规律，使“看不见的手”成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但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所反映的内容虽有了根本变化，等价交换背后的所有者和生产关系有了根本变化；价值规律不再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而是为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价交换不再是完全私有者之间的交换，而是公有制企业之间及其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价值规律所调节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但是，价值规律仍然是“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价值规律是有自发性、短视性和破坏性的。它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也可以阻碍技术进步；它可以促进比例协调，也可以阻碍比例协调；它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可以阻碍生产力发展。正确利用价值规律，能促进技术进步，促进比例协调，促进生产力发展；把追求个人和个别企业局部利益作为唯一目的，价值规律就起反作用。所以，我们尊重这一支“看不见的手”，但不能只用这一支“手”，而必须同时应用另外的“手”来指挥支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
2.第二支手：“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
“搞得更好”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社会发展，进行宏观管理，是党和政府的职能、任务和权利。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进行宏观管理，也有能力和权利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智慧，依靠群众科学地进行宏观管理。社会主义政权是劳动人民掌握和行使自己权利、维护共同利益的根本手段和标志。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不仅要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且要利用掌握的权利和制度，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管经济，管政治，管文化，管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政权具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职能。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利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的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1］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宏观管理。其中包括制定方针政策，发布政策法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方案；指导正确处理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平衡、协调，按比例、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关系，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等等。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宏观调控的任务。
企业的资源配置，市场是可以解决的，全局性社会资源的这些宏观配置，单纯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市场和计划、宏观调控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规划、宏观调控是对资源的宏观指导和配置，市场是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市场是基础，但不能离开宏观管理、宏观制约和宏观引导，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要求。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市场也是这样。灵，不是万灵；自由，又不自由；能调动创造生产力的积极性，也能调动破坏生产力的破坏性。市场存在天生的缺陷，它的盲目性太明显了。越广阔的市场，存在越大的盲目性；越未知的市场，存在越大的盲目性。企业再怎么高明，也难以了解和掌握全局性市场。信息万变，假象与真实并存，欺诈与诚信齐驱，企业难以判断。而有的企业往往就是欺诈、造假的原凶，惟恐市场不乱的原凶，实际上是市场盲目性的原凶。其原因在于追求利润是私有企业发展的动力，而有的企业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可以不顾一切的。盲目追逐利润，会使企业着眼于企业利益和眼前利益，难以考虑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市场调节有滞后性。抢占先机者得利，落后一步者跌倒。大家都抢占先机，必然造成比例失调。再退出，再调节，已造成巨大损失，单纯依靠市场是难以弥补的。社会范围的比例失调，是最严重的失调。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失调周而复始，总是不断出现。巨大的不平衡造成巨大破坏以后，做大量事后调节才能达到平衡。自由转化为不自由，对抗自由灵变为不灵，对抗灵。因此需要“看得见的手”出来指导、帮助、调节。
宏观管理之所以重要和不可缺少，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摆脱企业和市场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从整体出发来观察问题，从全局出发来研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对社会资源进行社会范围的总体配置、综合配置和有预见远见的配置。它立足于尊重市场经济各个局部的权利和利益，尊重和调动市场细胞各个局部的积极性，但高于市场细胞局部的局限性；它超出局部利益配置资源的需要，考虑整体利益配置资源的需要；超出从一二个因素出发配置资源的限制，兼顾多种社会资源的内在联系和综合配置要求；超出从眼前利益配置资源的限制，考虑资源配置的长远需求。它可以区别轻重缓急，抓主要矛盾，抓关系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大项目，推动社会飞跃和重大进步。宏观管理抓比例，抓重点，抓超前，使全社会按比例、协调、稳定、可持续，高质量地发展，按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发展要求发展。全局立足于局部，由局部组成，但大于局部，高于局部；全局对了，局部可以走得更好，更顺利；全局错了，局部再好，也只限于局部。
宏观管理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是全局发展要求与局部发展要求的结合，使全局发展立足于局部，来之于局部，局部又服从全局，服务于大局；是微观灵活发展与全局有序发展的结合，全局有序发展立足于、来之于微观灵活发展，微观灵活发展又是有序、协调的，这样就能够形成为毛泽东当年所希望的“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各自为政”［2］，应该分散的必须分散，又有集中又有分散，又有组织纪律又有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局面，成为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发展的巨大力量。
宏观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从全局出发，抓国民经济平衡、协调、按比例、可持续发展。按比例规律是任何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不可违背，违背必受到惩罚。资本主义一直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单纯受“看不见手”的支配，同样会受到这一规律惩罚。这些年来，由于有些人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和不要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我国2/3以上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生产与自然环境失调，生产与消费失调，表现出了市场经济盲目性的一面，也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够。只有进一步发挥政府的职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集中力量抓大事，抓关系全局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大工程、大项目、高科技、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生产力飞跃，是宏观管理的重要职能，只有党和政府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才能做到。正确处理一、二、三产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促进产业之间、工农城乡间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地区间的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帮助和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等等，更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和政府的职能。
这些年来，正是由于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国家和政府统观全局、掌握大局、统筹兼顾、宏观管理的作用，抓大事，抓关系全局性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抓，科学地抓，抓就抓准，觉得不行就及时调整，抓对了的就抓住不放，全面贯彻，迅速实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调整，而不是让市场的自发性拖着走，更不是拖泥带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同时，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作用、灵活性和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才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实践证明，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可低估。
宏观管理主要是间接管理，利用方针政策、规划计划、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管理，但不排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如投资严重偏离需求，搞市场垄断，政府就应予干预，但这与计划经济指令性有根本区别。我们应重视宏观管理的作用，提高调控的科学性，防止盲目性，防止不作为、乱作为。这方面需要总结经验，并建立一些制度、方法加以规范制约。
3.第三支“手”：法制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是市场运行的规范、保障和依托，只有健全的法制，才能保障市场有序运行，健康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遵守执行宪法。我国宪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根本规范，不能违背，违背了，市场经济就会走偏方向。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我国己制定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包括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范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劳动法、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等），以及外资法、行政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的权益，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充分发挥这支“手”的作用，市场经济就能健康运转。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己奠定基础，但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的现象到处存在。加强并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法必依，是一重要任务。
4.第四支“手”：精神文明的“手”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前者是市场经济的运动实体和物质内容，后者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动力源泉和精神内容。商品交换不仅仅是物质产品交换、劳动的交换，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换、文明的交换。商品交换背后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纯粹是物质利益的交换，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是劳动的交换，商品交换体现的是劳动者分工合作，共同为社会作贡献，同时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关系。企业主体自主生产，自主经营，勤奋劳动，改革创新，不断拿出自己的劳动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遵守社会主义公德和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等价交换所需的产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下的生产，交换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下的交换，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下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也是这样。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指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振奋精神，团结一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扬社会主义互助合作精神，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这样做，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这方面总体是好的，健康的，但也存在不少不健康的因素，如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为取得一时之利什么恶劣行为都干得出来的事到处可见。不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不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支“手”的作用，使之“普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切运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文明发展。
以上四支“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支“手”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处于中心地位，最着力；第二支“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也产生了，但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地位上升，具有与第一支“手”相当的作用；第三、四只“手”是辅手，高于前两者，支撑前两者，指引和辅助前两者。四支“手”共同起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优势，将其有机联系，密切结合，而有时间、有地点地有所侧重，加以实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进一步健全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2－04．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今年是彭真同志诞辰周年，我回忆起年2月随彭真进行的关于国营工厂法的调查研究活动。这次调查研究活动前后共19天，2月7日至18日在杭州，19日至25日在上海。
这次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推进工厂法的制定，确立厂长负责制
彭真当时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调查研究，是由袁宝华(国家经委副主任)和顾明(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根据彭真的意见具体负责组织的。调查组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和国家经委等九个单位29人组成，其中正副部长级干部10人。我手头保存有一张调查组在杭州的合影，那天人不齐，连同彭真共22人。由于年代久远，照片不大清晰，有几个人现在已经不容易辨认了。我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要我参加，可能和我此前研究过企业领导制度并且写过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文章有点关系。
邓小平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经济立法问题，还特别说到要制定工厂法。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提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次讲话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正式文件下达。彭真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对经济立法非常重视，首先抓的就是经济合同法和国营工厂法。经济合同法年就颁布了，但对工厂法涉及的内部领导体制，特别是对改变长期以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不赞成的人很多，以致年7月《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收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邓小平说，先去掉这一条。到年7月1日《人民日报》和其他各大报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时，才根据原记录增补了有关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内容。其后出版的各种邓小平著作版本，都是增补后的文字，这是后话。当时由于认识分歧，工厂法的制定一度被搁置，只是先后以行政法规形式颁布了四个条例：《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年7月)、《厂长工作条例》(年1月)、《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年6月)和《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年4月)。年12月，邓小平再次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的问题。彭真这次亲自率队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推进工厂法的制定，确立厂长负责制。
通过召开座谈会，了解了许多推进企业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调查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召开座谈会。调查组在浙江、上海听了省、市负责同志的情况介绍，先后邀请国营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56人和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2人进行座谈。座谈会都是由彭真亲自主持的。他反复强调，结论是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希望大家打破框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讲真话。座谈会开得很活跃，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提了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都认为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绝大多数人赞成实行厂长负责制。
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虽然有了四个条例，企业自主权和企业领导体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普遍反映，企业外部关系是婆婆太多，自主权太小;内部领导体制是书记和厂长职责不清，责权不一致。有的发言也涉及整个经济体制问题。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不少说法很生动，对了解实际情况很有帮助。企业所反映的问题，都是推进企业改革必须解决的。有代表性的是：
杭州玻璃厂党委书记沈惠臣反映：“四个条例有了，还有其他法规，但没有真正贯彻，没有深入人心，有人不愿意执行，不执行也没事。”“现在工厂里是贾(假)书记，甄(真)厂长”。还说：“我们厂生产七万箱玻璃，部里和省里都开了调拨单，一个新娘两顶花轿，后来增产5万箱才算勉强应付过去，折腾了一年。”
杭州中药二厂党总支书记祁兴玉说：“三个条例章则太多，条文太繁，记不住。”他反映：“现在的情况是：上边在变，中间在看，下边跟着转。”
杭州钢铁厂厂长章思明说：“工厂党委由书记、副书记、厂长、组织部长、纪检和工会主席组成，多数人不懂生产，要决定生产经营上的重大问题有困难。”还说：“按目前的办法谁上台都行，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提上来了，弄不好‘臭老九’变成‘老九臭’。”他反映，“工厂办社会对工厂压力太大，也办不好。我们厂从托儿所到大学都办，还有技校、党校，医院和疗养所。规定管理人员不得超过16%-18%，把上级各个部门要求的人数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
杭州第二棉纺厂党委书记朱兆顺说：“企业内部关系要明确，书记和厂长要有主有副。”他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厂长是以党员的身份还是以厂长的身份必须执行党委的决定?”
杭州叉车厂党委书记蔡国祯说：“现在厂长责任大权力小，党委有权力无责任，我是一身二任，所以矛盾不大。党政要分工，但分得很清也难。”
当时，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出现的生动活泼局面相比，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显得有些沉闷。虽然此前几年放权让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也取得一些积极进展，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党委书记和厂长对现状还是很不满意，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杭州新华丝厂厂长吴维生说：“农业政策清清爽爽，一年打开局面，工业政策拖泥带水，工厂心有余力不足。”他的说法反映了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的情绪。
在上海调查的时候，2月20日下午，袁宝华在锦江饭店驻地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建国以来企业领导体制的变迁，以及工厂法的酝酿和起草过程。顾明作了补充说明。
彭真非常重视企业反映的意见。在座谈会上，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大家的发言，没有发表系统性的讲话，只是在遇到发言人说得不大清楚或者很重要的问题时，提问或者插话。他在插话中强调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必要性，必须明确，工厂生产任务、计划的贯彻执行，以及生产的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要由厂长负责。针对人们的疑虑，他解释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也不是原样恢复一长制，而是要党委、厂长、工会三家搞好分工，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任务。彭真还找浙江和上海的领导同志开过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彭真在调查研究期间的谈话要点，回来后综合整理成《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问题》在内部印行，年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真文选》。
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推进企业改革
这次调查结束后，彭真亲自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调查研究的情况和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肯定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决定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5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几年来调查研究中逐步形成的《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作为《通知》的附件同时下达。中央决定，在大连市和常州市的全部国营工业企业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市的部分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实际上试点的地方比中央规定的范围要大得多，并不限于这六个城市，还有不少地方也按《通知》精神进行了改革试点。这项改革措施能够迅速出台，是同彭真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分不开的。从这个法律草案开始，“工厂法”正式改称“工业企业法”;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日常用语中“工厂”悄然而又迅速地被“企业”所取代，“名”的演变反映着“实”的变化。这个《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就是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前身或者雏形。期间，在六届人大第24次常委会审议这项法律草案后，根据彭真的建议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广泛征求意见。
《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的试行，对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把企业工作纳入法制轨道，这正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从30多年来企业改革全过程看，不论思想认识还是实践，这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进展。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理顺企业内部党委、厂长、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全面涉及企业的外部关系，即企业和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当时在思想上还是比较清楚的。彭真在座谈会上说，国营工厂法不可能把企业外部存在的复杂关系和问题全部解决，但必须解决、也应该能解决一部分，否则因为缺乏外部条件，厂长负责制也无法实行。他还强调，企业同外部的关系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现在看来，由于当时经济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社会地位和企业领导体制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当时存在的矛盾和提出的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前进的。
彭真八十多岁仍精力充沛、思想敏锐，讲话很有启发性
在杭州期间，彭真在他的办公室，找参加调查的吴波(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此前任财政部部长)、梅行(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有林(时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和我，开了半天座谈会。梅行耳背，听起来有点吃力，很少主动说话。吴波老成持重，不问不说。有林和我年轻，自然也不便多嘴。所以，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彭真对我们几个人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漫谈。彭真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从历史经验到现实问题，说的都很平白切实，能引人思考。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说的两件事：
一件是在谈企业改革和所有制问题时，说到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有林介绍南斯拉夫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由来，我作了一点补充说明。话题从企业体制说到财政体制，吴波说到国家财政状况和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彭真说，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还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好，中央财力太少不行，南斯拉夫太分散了，中央集中财力太少，中央没有权威，这很难持久。
另一件是谈到当时开始放权而约束机制不健全，滥发奖金造成消费基金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时，彭真说，刚进城时北京发生过工人的自发斗争，在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方面有些过高要求，资方不了解党的政策胡乱答应，恢复经济受到影响。中央派我到北京工作，我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交代，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不能轻易答应。彭真解释说，当时实行劳资两利政策，刚进城时经济还没有恢复，工资福利不可能太高。3个人的饭5个人吃，解决了就业问题，加之整顿社会秩序，社会安定了，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人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后来我在一些场合转述过彭真说的这件事。
彭真经历了“文革”的大磨难，在这次调查中见他仍然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完全不像是久经沧桑的八十多岁老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低声慢语，和过去大会作报告时给人们留下的声音洪亮慷慨激昂的印象完全不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年夏天，得到福特基金会“长期出国进修项目”的资助，笔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生活，接待机构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和经济系。笔者同时参加了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的很多学术活动，亚太中心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见长。本文仅就笔者知道的斯坦福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者和中国研究做一个介绍，以飨读者；挂一漏万，恐难避免。
（一）
斯坦福经济系历史上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没有遗漏的话，第一位中国人应该是刘遵义（LaurenceLau）。刘遵义年出生于中国贵州省的遵义市，故得其名。年，刘遵义以优异成绩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士学位。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经济学博士学位。年，刘遵义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年被提升为经济学助理教授，年晋升为副教授，年加入美国籍。年，只有短短10年教龄的刘遵义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年，刘遵义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第一个李国鼎（Kwoh-TingLi）发展经济学教授的荣誉称号。目前，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发展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刘遵义教授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汕头大学等单位的荣誉教授。年7月，刘遵义教授被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第14届院士。他作为“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并是该所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刘遵义教授还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例如，他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RAND）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年以来，刘遵义教授先后担任加州银行行长、斯坦福大学投资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斯坦福大学财政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从年开始,刘遵义教授担任中国台湾基金公司的主管。
斯坦福经济系历史上第二位“大牛”中国人要算钱颖一了。钱颖一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分别于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年以来，钱颖一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任教。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因此，钱颖一现在已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钱颖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钱颖一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经济学领域的留学生中，在国外学问做得最好的人之一，其学术贡献不用在此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钱颖一教授写的很多中文短文在研究生中流传甚广，其中中国转轨的“四部曲”──《目标与过程》（GoalsandProcesses）、《激励与约束》（IncentivesandConstraints）、《市场与法治》（MarketandtheRuleofLaw）以及《政府与法治》（GovernmentandtheRuleofLaw），更是脍炙人口。
钱颖一教授写的《理解现代经济学》（UnderstandingModernEconomics）、《经济学科在美国》（EconomicsintheU.S.）、《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Economists’JobMarketintheU.S.）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年轻学子起到了“扫盲”的作用。此外，钱颖一写的很多介绍性的故事，笔者也是百读不厌，像《硅谷的故事》（AStoryofSiliconValley）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NobelLaureatesinEconomics）等，颇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后来这些中文短文都收入到《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odern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Reform）一书中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
继刘遵义和钱颖一之后，斯坦福经济系43名现任正式教员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就是计量经济学家洪瀚教授。洪瀚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于广东潮汕，至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系。年12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Stiglitz）造访中山大学，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斯蒂格利茨演讲之后，洪瀚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问了斯蒂格利茨一个有关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极大兴趣，加之洪瀚的出色学业，本科毕业之后洪瀚来到斯坦福大学，开始他的研究生生活。
从斯坦福经济系博士毕业后，洪瀚顺利的得到了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并在普林斯顿执教了5年（-）。年来到杜克（Duke）大学执教，年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此时洪瀚年仅35岁──这在美国学者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速度。年初，他的母校斯坦福大学又把这位杰出的毕业生“挖”回经济系，担任计量经济学正教授。
洪瀚教授曾在年暑期到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讲授“产业组织中的实证方法”，我当时过去听课，与他有一面之缘。后来我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访学，跟洪教授有了更多的见面和交流机会。回想这些年来在美国学界打拼的历程，洪教授颇有一番自己的感受。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学生比起十几年前受到的基础技能训练要好很多，因此普遍数学和计算机的功底不错，但是也有很多不足。洪教授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够主动。他举例说他在斯坦福读书时，经常是几个同学一起挑灯夜战，如果收到导师发来的电子邮件，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内一定回复，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上课时他们一定会坐在第一排，追着老师问问题。
洪瀚的专业方向是计量经济学，他目前的研究领域也是计量经济理论、应用计量经济学、实证产业组织理论以及拍卖理论等。他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了计量经济学领域最顶尖的Econometrica、ReviewofEconomicStudies以及JournalofEconometrics上，并获得JournalofEconometrics杂志“最佳论文奖”（）。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比起其他一些同领域的中国教授，洪教授的优势在于交流能力更胜一筹，他能够很主动把自己的观点准确表达给自己的同行。他希望在选择自己领域的问题上不要跟潮流，比如很多美国人选择了看似比较夕阳的领域，却挖掘了富有新意的，像朝阳一般的研究成果。
年秋季学期，洪瀚教授为经济系研究生一年级讲授计量经济学，我也去旁听。洪教授特别鼓励学生上课提问，学生提出问题后，洪教授在回答之前总是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后来说多了，学生也就不信了，但总能得到满意的回答。洪教授的英文诙谐幽默，在满是数学公式的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上竟然可以不时爆发笑声，让我这个国内来的人大开眼界。洪教授对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非常热情，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洪教授还是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和人大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到一家香港餐馆吃饭。对于我用电子邮件请教的问题，他都是在第一时间给与回复。洪教授还积极参加“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AssociationofChineseStudentsandScholarsatStanford）组织的交流活动，总是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中国人，足见其拳拳赤子之心。
（二）
刘遵义和钱颖一离开以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已经没有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甚至研究转轨经济的也没有。至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我们看不到任何所谓“中国热”的影子，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是研究纯粹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以及美国经济问题，很多年轻的教授都在基本的数学模型上打拼，并不“染指”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说并不否认斯坦福大学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问题专家，只是他们不在经济系。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系和社会学系。
戴慕珍（JeanC.Oi）是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也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她的学术头衔很多，其中挂在EMAIL下面的就有四个：“威廉·哈斯中国政治教授”（WilliamHaasProfessorinChinesePolitics）、“政治学教授”（ProfessorofPoliticalScience）、“弗里曼·斯鲍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eniorFellow,FreemanSpogli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Studies）以及“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主任”（Director,ChinaProgramStanfordUniversity）。中国项目是斯坦福大学于年1月成立的跨院系的校级项目，是斯坦福的一个针对现代中国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导向的研究项目，戴慕珍教授被任命为项目主任，可见其在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上的影响力。斯坦福中国项目成立的目的是把斯坦福大学打造成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导机构。笔者曾问过戴慕珍教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跟哈佛大学相比如何，戴教授的回答是，历史学科可能哈佛较强，而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话，斯坦福更强一些。戴教授曾经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想必她的看法自有其证据。
戴慕珍教授的丈夫魏昂德（AndrewG.Walder）教授，则是斯坦福社会学系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也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确切说是一个“政治社会学家”（politicalsociologist）。他曾经长期研究共产体制的冲突、稳定和变迁，特别侧重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具体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他最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著作，名为《北京红卫兵运动》（TheBeijingRedGuardMovement）；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董教授，因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于是被魏昂德邀请到斯坦福，进行一段时间的访问研究。
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Stanford’sFreemanSpogli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Studies:FSI）的中国问题专家要数罗斯高（ScottD.Rozelle）教授，负责研究所食物和环境项目。罗斯高教授侧重研究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村问题，包括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的出现和演变，以及它们对效率和公平的含义；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的经济分析。他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学界和政府的承认。罗斯高教授曾获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终身成就奖。年3月，罗斯高教授获得中国科学院首届国际科技合作奖，之后又被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年度中国“友谊奖”，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友谊奖”是中国政府对贡献突出的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罗斯高教授在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和政策学科的学术研究、促进世界了解中国农村改革成就、培养中国科学院的年轻科研骨干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罗斯高教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跟中国的学术伙伴和政策制定者有着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在今天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戴慕珍、魏昂德和罗斯高就像中国研究“三剑客”，经常一起出现在一些中国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场合。
在跟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博士生们交流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非常注重“田野工作”（Fieldwork），比如研究中国问题的，必须到中国调研一段时间，长则一年，少则几个月。这样做无非是增加直观感觉，以免脱离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坦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设立了一个固定的调研据点，目的是为研究中国农村政治和社会变迁的美国学者提供一个窗口，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戴慕珍教授他们几乎每年都去邹平，并把一届一届的学生带到邹平，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这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试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要在中国的农村设立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据点，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笔者在斯坦福亚太中心的一份介绍册子上了解到，这个调研据点的设立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恐怕当时也只有邓小平敢于并能够拍板，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宏阔的开放心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罕有其匹的治国信心。田野调研很容易得到案例，不过斯坦福的政治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也很重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这是与应用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一致的。
要说整个斯坦福“经济片”都没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有失偏颇了，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Center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CID）就有一位。SCID成立于年，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下面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SIEPR的另外两个研究中心是“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心”（CenteronEmploymentandEconomicGrowth:CEEG）以及“公共财政和民间金融中心”（CenterforPublicandPrivateFinance:CPPF）。SCID的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中心主任霍普（NicholasHope）。实际上，笔者这次访问SIEPR，具体就是SCID接待的，邀请人就是这位霍普教授。霍普是澳洲人，说话有着明显的澳洲口音，非常健谈。
SCID有三个项目，分别是中国项目、印度项目和拉美项目，霍普教授同时也是中国项目的主管。霍普教授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世界银行，负责世界银行的中国、蒙古和印尼项目，前后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近30年，因此他的研究兴趣是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也许是与其世界银行的从业经历有关，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在近百年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分歧，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争论不休。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4]的评判就是这种分歧和争论的集中表现。而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别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外部和苏联实践参与者的内部，见证和亲历了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他们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苏联模式的弊端都提出过尖锐地批评。这种批判在总体上犯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苏联模式形成初期，他们就能洞察其弊端，并提出不乏真知灼见地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思考属于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来说，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和参考价值。为了清晰地认识他们对于苏联模式的再思考，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说起。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所有制理解上的差异及苏联实践模式
1.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所有制理解上的差异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取得政权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未来社会设想的两大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产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分裂。
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有以下描述：“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中每个人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把他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还有以下解释：它“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到：“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4］由此，我们可以见到，对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都给出了“共有”和“公有”两种提法。有人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提法没有本质区别，即“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义词。而也有人则抓住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词眼，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只要符合“共同占有”（注意，这里是“占有”而不是“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都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后来，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前一种观点，而民主社会主义者则信奉后一种观点，这种对所有制理解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的分道扬镳。
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理解上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对由资本主义通往未来社会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东方实践继承人：列宁和毛泽东等坚持认为，“由此及彼”的道路是暴力革命。《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年，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结合“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结合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写出了《国家与革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6］20毛泽东更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总结，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世纪中期，现代股份公司出现，随后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股份公司使马克思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这是他们后来选择放弃暴力革命的所有制层面原因。除此以外，欧洲革命形势的变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被迫解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资本主义经济也相对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第二国际”成立。由于当时新的时代特征，加上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使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了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想法。这种想法后来蔓延开来，还不得不提到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15]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根据对恩格斯《导言》的理解，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全面民主发展的一个渐长渐进的运动过程。认为不可能再搞暴力革命，因此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斗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民主”具有关键意义，指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起初，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但后来他却曾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他虽然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和保持政权，但是却根本闭口不谈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要求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国家的民主化，争取修改德国议会和选举法。
综上所述，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根据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两大模式：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社会模式和通过和平长入建立共有制社会模式。
2.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1）取得政权的道路。俄国通过“二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经过“七月危机”，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屈服，资产阶级建立起单独统治。这使列宁认识到：现在俄国已经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了，历史提出的问题是，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重新发动革命。俄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探索。
（2）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分析了“二月革命”后的形势，提出了革命胜利后的一系列经济思想，其中包括“国家辛迪加”的设想。列宁“国家辛迪加”的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结合俄国实践提出的理性选择。相比于“自由人联合体”，“国家辛迪加”虽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它却引入了中间组织：国家组织经济。这既解决了“自由人联合体”组织经济主体的不明确性，为经济建设构建了一个明确的经济组织主体，同时也间接地实现了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为了将国家辛迪加的思想付诸实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一些工厂实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企业管理委员会进行领导的集体管理制，希望通过间接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加上企业工人的民主管理，实现人类美好社会理想。但在实践中，集体管理的国家辛迪加的弊端逐渐显现，如组织形式信息搜集和激励上的困难，管理模式上没有负责人的多头领导，再加上工人自身能力和觉悟的不足，缺乏生产管理知识和能力，这些最终导致了微观经济组织效率的低下。列宁逐渐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年3月，列宁被迫实行“一长制”，提出“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使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员对整个经济机构实行一长制管理。”但实行“一长制”后，新的官僚问题也随之出现。
（3）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我们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当时苏俄客观革命形势和布尔什维克主观浪漫理想的共同选择。但客观地说，战时共产主义越超了苏俄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就成了历史必然，籍以发展落后的生产力，改善农村地区日趋紧张的经济关系。但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到年，“究竟从农村拿多少东西供给工业，才能加速工农业生产力平衡时期的到来”，成了苏联经济建设中争论的焦点。当时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农民因缺少工业品产生怠工；同时，随着农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了阶层分化：即富农力量增长。由于新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造成了富农和贫农在政府政策扶持和税负负担分配上的扭曲，即政策扶持倾向于前者，而赋税负担则更多地压在了后者身上。－年粮食收购危机，最终导致了实施多年的新经济政策命运发生了根本转变。
年秋冬，苏联在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在年初巡视了西伯利亚产粮区后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工业发展速度太慢，社会积累太少，从而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第二，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利于稳定产量；第三，富农的破坏，富农与奸商勾结，企图采用“饥饿”的方式搞垮政权；第四，粮食收购机关各自为政且相互竞争，给了投机分子可乘之机。为此，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五次大会上，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策略。他希望通过农业集体化，为苏联建立现代化农业，同时为工业发展扫除障碍，并为巩固苏维埃制度提供必要的保障。[16]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被充分运用到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中来，计划、指令性计划就不可避免。年，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7］并且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有条件证明自己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计划是指令性计划的观点。在分析计划经济顺畅执行的前提条件时，斯大林认为必须具备：“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国有化的土地、同农村的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等等”。［8］至此，马恩经典理论和苏联实践的交汇，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典型特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在苏联建立了起来。公有制的实行，消除了任何个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占有他人生产剩余和劳动成果的可能性，所有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同时又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但由于“旧式分工”的存在、劳动者“天赋资质”差异、教育培训差异等导致的劳动能力差异，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不可能实行“按资分配”，也不可能实行“平均分配”，更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斯大林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提出来。
到年，斯大林开始构建起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年5月，具有指令性质的《苏联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批准并付诸实施。此后，苏联各项“经济改革”相继实施：除了工业管理改革之外，年进行“信贷改革”，－年进行由苏联实践引发的社会主义模式再思考税制改革，－年进行“工资改革”。以上四项改革奠定了苏联工商业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地方分权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从经济方法向行政方法过渡；到年，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大规模集体农庄，基本消灭了分散的小农经济。至此，排斥市场调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初步形成。年，苏联新宪法的颁布标志“斯大林模式”最终形成。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过程中，争论和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考茨基和托洛茨基，作为与列宁和斯大林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苏联模式构建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们分别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外部和苏联实践内部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苏联模式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二、考茨基从民主社会主义角度对苏联模式的外部思考
1.考茨基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考茨基虽然从一开始反对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随着实践的推移，考茨基也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这表现在他对列宁模式的批判上。在年出版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年出版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本著作中，考茨基都表达了“十月革命”缺乏客观前提的思想。他认为，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无产阶级的认识水平都没有达到革命的阈值。“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9］4
（1）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批判。考茨基认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革命背景，造成了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人数相对不足，而有较高觉悟和水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更是有限。同时，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受到教育和指导”，教育水平和思想觉悟较低，“黩武主义”和“暴力倾向”明显，这是俄国革命的暴力选择和后来恐怖统治的原因。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单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的决定因素”，并指责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
（2）对苏俄经济组织工作的批判。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权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问题。”他认为“有关所有制的改造是比较简单的”，“那单纯是一个暴力问题”，是一个直接剥夺剥夺者的问题。“而组织工作不象剥夺那么容易”，“必须建立某种组织形式，可以在没有资本家主持的情况下，即使不更好地也至少同样有效地发生作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我们组织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面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9］在俄国收归国有的大企业里，工人不再向资本家领取工资，而是向国家领取工资，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的强弱”。由于此时“工人阶级不但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理智和纪律”，［9］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个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办法：“强迫劳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缺少“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工人阶级，无法实行集体管理，列宁不得不“给予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利”，“使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9］而在农业部门，由于新的资本主义萌芽聚集在苏维埃国家手里。而“作为民营事业的农业活动事实上代表着商品生产，影响着全部的生活”。“农村可供出卖的剩余农产品越来越少”。贫农由于土地数量少，生产不出剩余的粮食，“于是就必须无偿地征发富裕农民的一切剩余商品，交由国家粮食支配”。这使俄国经济走上了“劫富济贫的侠盗式道路……实际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结果使富农将粮食生产的产量限制在他们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这限制了农业的报酬，也使农民将剩余产品交给投机商。最终导致“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感不久便变成了对于城市工人的憎恨”，［9］以及对“执政的有力人物”的憎恨。
（3）对官僚问题的批判。如果我们分析没有错误，考茨基认为俄国独裁和官僚机构出现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革命条件不成熟，导致了俄国革命胜利后的经济低效和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独裁出现了，同时，作为革命目的被粉碎的旧官僚机构，被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所代替。而这样又造成了新的阶级差别[17]。考茨基认为：“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10］“在官僚制企业里，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
2.对考茨基批判的理性评判
（1）考茨基的西方中心主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考茨基的社会主义逻辑：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首先应该教育无产阶级，培养民主意识，然后经过议会斗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考茨基等民主社会主义进而宣称“在有民主的地方，工人阶级就无需采用武装力量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了”。其实，这有着特殊的时代和政治背景。19世纪后期，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通过议会民主取得政权，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大幅度增加，导致资本家的利润增加的同时，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无产阶级通过非暴力革命的方式，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空间有所增加，甚至可以取得政权。这使当时的议会斗争有了可能性；第二，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相对发达，无产阶级的规模较大，科技在生产的大量运用，对工人的文化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在工人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多，工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民主意识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为欧洲议会斗争也准备了主观条件；第三，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制度是多党竞选下的议会民主制，各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获得多数选票，然后进行组阁和组织政权，这为议会斗争模式提供了可行性。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模式有其成功的条件，那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无产阶级良好的民主意识、加上合适的政治制度等等。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认可了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但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选择。恩格斯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存在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的选择取决于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遗憾的是，伯恩斯坦却对恩格斯的“认可”做出了片面化的理解，考茨基在对伯恩斯坦的修正进行了象征性地批判后，也认同了议会模式。但如果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并据此对俄国模式进行批判，这既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要各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后来的俄国和中国革命实践表明，考茨基等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方国家根本行不通。其中的主要原因有：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导致民主尚未开化，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本身生存都岌岌可危，更谈不上给予无产阶级更多民主。历史已经证明，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道路只能是与虎谋皮。我们认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不止一条，其选择的标准要坚持两点：一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上升的途径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也通可以通过议会斗争，选择的条件要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考茨基等人的错误在于，不允许东方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人民革命，夺取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许按西方模式竞选，不准按东方模式革命，这就等于取消了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权利，是典型的、粗暴的“西方中心主义”。
（2）反官僚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在解决官僚问题上，考茨基和列宁思路的差异正是二者对社会主义模式理解分歧上的体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是有变成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由变成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任务的趋势”。［6］108年，列宁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后来，他认为苏维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11］他原本希望通过巴黎公社模式来解决官僚问题：即在所有企业中，工人选出“某种类似议会的”，但不会是“官僚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人都不能变成‘官僚’”。［6］后来，又进一步丰富了其反官僚的思想：发动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治理；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立监督和检查制度等措施等。
考茨基和列宁都希望通过设立“某种类似议会”的机构来解决官僚问题。但仔细分析，二者的思想存在很大差异，考茨基“某种类似议会”的机构带有资产阶级议会的典型特征，而列宁强调了其机构的非官僚性质，希望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人都不能变成官僚。并在各个方面，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规定，防止成为“官僚的”机构。后来，他还进一步丰富了其反官僚的思想。
客观地说，考茨基和列宁都没有找到官僚和官僚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官僚是公有制经济下的代理人，官僚主义是这种委托代理的成本。只要委托代理关系存在，成本就无法彻底消除，只能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设计，使这种成本最小化。由于考茨基和列宁没有认识到官僚的本质，导致了他们的解决思路都难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茨基以及后来北欧所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实现国民收入公平问题上有很多做法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也非常值得今天中国模式借鉴。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尚存在诸多弊端：如财政负担过重和社会创造力不足的问题。高福利政策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负担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庞大的财政赤字，进而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时，完备的福利制度虽然是对把“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某种解放，使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全面自由发展机会，但由于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还远没达到财富“充分涌流”的程度，劳动者觉悟水平也远没有把劳动当作“生活第一需要”，进而在劳动过程中“各尽所能”，过高的福利只会降低工资对劳动者的激励，造成劳动者“惰性”的增加和“创造力”的消减，最终使企业和国家竞争力逐渐衰落。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北欧芬兰、冰岛等福利国家爆发债务危机，虽然造成此次债务危机的原因复杂，但我们认为，长期在低生产率下实行高福利政策是福利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这个教训是我们在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经验的同时必须认真思考的。
三、托洛茨基针对苏联实践的内部思考
1.托洛茨基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托洛茨基作为与列宁并肩战斗的革命家，参与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面对苏联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他先后对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年，托洛茨基出版《被背叛了的革命》，对苏联模式提出系统批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还处在“必须经历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准备阶段”。苏联的制度也只能算“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预备性的过渡性制度”。［12］30托洛茨基的理论主张和现实批判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基准之上。
（1）对新经济政策的批判。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加速工业化是不得不进行的唯一战略选择，他嘲弄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乌龟速度”。在此基础上，年，托洛茨基提出了“超工业化”战略。他的这种思想受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极力反对。直到年秋至年春，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爆发，斯大林思想发生了完全的反转，采取了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又对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提出了批评，并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及前途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2）对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具体做法的批判。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使斯大林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他提出“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主张。托洛茨基此时认为，快速工业化打破了工业部门之间现有的平衡关系，而且动摇了现有的货币制度基础。“企图把各个部分暂时的成就改为定额，而忽视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互为条件的相互关系。计划中的财政漏洞，用印刷的纸票填塞。……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在政治上的监督——这种强制执行的工业化给群众增加了无法忍受的负担——而且摆脱了金卢布所发挥的自动监督作用。”
托洛茨基认为，集体化本来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慎的形式。但是，斯大林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却采取了导致严重后果的全盘集体化战略。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苏联进行纯粹的军事性动员，恢复“粮食卡片”和“接口粮”，最后恢复“护照制度”，使得国家的气氛异常紧张。“对农民来说，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没收他的所有财物的一种形式。”［12］25“结果，农民像患了流行病一样，纷纷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12］25“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了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12］26“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的方法”。［12］27而对工厂粮食和原料供应的紧张，又引起了工人劳动条件恶化，工作积极性降低，这导致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下降，最终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就随之降低。
（3）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判断。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的能立刻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6］22而“苏维埃国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糕的是，它已发展成一个前所未闻的强制工具。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给群众，而且已经变成一个支配群众的毫无控制的力量”。［12］35对于这种现象，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国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如果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们官僚化而官僚驾于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由于过去心里残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12］38既然如此，苏维埃官僚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又是如何攫取政权的呢？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生产力水平低下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发生冲突，这种矛盾产生了官僚，而官僚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社会缺乏消费品是官僚统治的基础，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这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他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12］81“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12］81
由此可见，苏联社会具有双重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资源的官僚分配。托洛茨基总结道：“当它在生产资料方面维护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资本主义价值尺幅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的”。［12］38这就是说，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属于”官僚，而官僚凭借特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收入分配模式，这个国家在本质上是工人官僚国家。托洛茨基对工人官僚国家的特征总结如下：一是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二是由于匮乏而造成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漏洞而滋长起来；三是保持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四是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使劳苦者的境况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五是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而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阶层；六是社会革命虽然被执政党背叛了，但是在财产关系和劳苦群众的意识当中仍然存在；七是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八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将不得不击溃工人的抵抗；九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将不得不推翻官僚。［12］
（4）对苏联工人官僚国家前途的预言。官僚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害怕，暂时还继续保持国有财产。但官僚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前途也是不确定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不可能停留在工人官僚国家的状态，它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和退回到资本主义。
走向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新的具有老布尔什维主义特征的革命政党，进行一次新的革命，推翻官僚统治。首先，通过革命，恢复民主制度，废除官僚，也就是官僚专制让位于民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等级和由特权造成的分配不平等，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退回资本主义的可能，除了资产阶级政党推翻苏维埃统治之外，当前的官僚体制以及官僚的私欲也终将会使苏联走向反动。托洛茨基认为：“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人，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在同化于西方文明，即同化于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才能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13］“官僚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官僚的增加、补充以及更新都是在不依靠自己的任何特殊财产关系的情况下用行政等级的形式来进行。官僚个人并不能把他的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转给他的后代”。［12］“特权如果不能传给自己的孩子，那就只有一半价值”。［12］“因此，只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12］这将对苏联社会经济结构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托洛茨基预言道：“如果苏维埃制度崩溃，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并进而导致国有财产的废除。托拉斯同其工厂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将会破裂，比较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走上独立的道路。这种企业有可能变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也参加分配利润的这样一种形式。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容易的多。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不是由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会恢复，接着而来的将是工业和文明的灾难性衰落。”［12］
诚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的未来是走向前一种可能，即社会主义的可能。但是，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苏联“面临毁灭”，走向资本主义可能。他认为，苏联国家的最后面貌，将取决于“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2.对托洛茨基批判的理性评判
（1）在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本质上与斯大林的一致性。从托洛茨基的思想变化过程来看，托洛茨基作为苏联模式创建的参与者之一，深刻地认识到苏联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发展水平低下，他希望通过超工业化战略，加快经济发展以便缩小与欧美生产力差距，并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从这个角度上看，他和斯大林后来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他后来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呢？我们认为，他批评的是斯大林在执行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过程中的时机把握和执行方式。就农业集体化而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农业集体化。面对“超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提出向富农征收重税的方式加快工业生产，最终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斯大林在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虽然也意识到是富农问题，但他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快速推行全盘集体化战略，这种不分农民的阶层差异全面征收“贡税”，挫伤了全体农民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二人在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上没有分歧，分歧的也是方式和方法而已。
（2）托洛茨基预言的先知性。早在年代，托洛茨基预测了苏联前途的两种可能：再次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或者官僚资本化退回到资本主义。遗憾的是，前一种前途在苏联没有最终实现。应该说，托洛茨基希望苏联回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好的，但他希望通过“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工人进行二次革命，推翻工人官僚国家，回到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我们是不支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寄希望于这种方式解决官僚问题，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即便第二次革命成功，仍然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里，只要公有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不解决，最终还会形成一个新的官僚国家，这只不过是从终点回到起点的历史轮回而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的革命，而在于理解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公有制的内在矛盾，在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能有效激励和约束公产代理人的制度。
同时，托洛茨基还预言了苏联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他分析了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原因和方式，甚至对退回到资本主义后的景象都进行了大胆预测。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种预言在今天看来，真是一语成谶。年，苏联官僚阶层发动了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使国家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复辟。应该说，托洛茨基对苏联国家性质以及发展方向真可谓洞若观火。尤其他对苏联官僚问题的论述：如官僚产生的根源、官僚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官僚对工人国家的控制、官僚对苏联的前途影响等非常深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四、苏联模式再思考对中国模式的启发
中国革命胜利后，照搬苏联模式，原本希望通过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有计划的经济运行机制，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同步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由于排斥了市场竞争机制，这种模式在微观经济中的低效率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公平理想最终也被官僚化的现实击得粉碎。
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没能及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当前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垄断行业员工收入畸高；公共部门寻租盛行；政府收入分配调节乏力；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等多层面的问题。更加让人忧心的是，社会阶层固化已经从理论上的警惕演变为现实中的危险，社会情绪日益浮躁，各种暗流涌动，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
当今中国模式虽然不同苏联模式，但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模式的部分印迹。因此，考茨基和托洛茨基等人对于苏联模式的批判对中国模式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当前的中国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也可以从民主社会主义实践那里得到借鉴。
1.考茨基的批判和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启示
如前文所述，考茨基及其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同源但不同道。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态度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以及民主的泛阶级性问题等。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就告诉我们，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但能和市场经济兼容，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率，特别是公有制经济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尤其是企业劳动民主过程中，不但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且通过自身的主导地位，发挥“普照之光”的作用，可以引领非公有制企业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
考茨基等人倡导并由北欧实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实现社会公平这个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如在如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这个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加福利制度模式使我们深受启发，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但有一点必须清醒，我们也不应照搬照抄。具体说来，我们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公平”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某些做法，但要防止“瑞典病”[18]的发生。
2.托洛茨基的批判对中国模式的启示
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因此，他觉得苏联加快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其提出“超工业化”的原因。他希望通过生产力的快速赶上，从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分析到，苏联国家官僚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供应不足，导致特权滋生。他反对斯大林模式，主要是反对斯大林“过左”和“过激”的做法，他认为，正是这些做法导致了权力过度集中化和过度官僚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苏联模式的批判，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防止官僚特权的根本；二是在经济建设中，不要过左和过激，欲速则不达。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践探索与完善
苏联模式的实践，对中国模式提供了大量经验教训；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对苏联实践的批判，为中国模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给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中国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应有过多的先验的思维束缚。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优秀成果，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探索出既一个既不同于传统苏联模式，也有别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要求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也是包括考茨基和托洛茨基等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的基本思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过程中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首要任务理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保证。要实现生产力大发展，就必须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因此，在改革公有制企业的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为多种所有制成分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那就是市场机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消除官僚特权的必然要求。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我们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上说，公有制是体现劳动平等的典范，只要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剥削现象就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诚然，如托洛茨基所言，社会主义的物质资料尚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公有制企业管理者乃至出资代理人等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何把这些官僚的特权和私欲“关进笼子”呢？我们将通过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市场竞争的信号显示机制和委托代理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合理设计，从制度层面解由苏联实践引发的社会主义模式再思考决问题。此外，大力发扬民主，践行民主监督，通过民主驯服官僚特权；多种经济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非公经济的确会使剥削再现，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立法，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个层面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通过公有制经济劳动平等的“普照之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起到引导和约束作用，这将在降低剥削程度和消除两极分化两个层面起到积极作用。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既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消灭生产领域的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共同富裕奠定良好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在当今的中国，我们通过分配领域的国民收入二次和三次分配，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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