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需要系统观、整体观
“只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人们才有了如此强烈的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朝夕相处的整体的概念，更加懂得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对人类来说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考验，因而能够更多地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每个地方、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为认识人类以外世界的奥秘所作出的努力。所以，在这种充满憧憬的雄伟努力中献身的人们，得到的是整个人类的敬慕。”
——王沪宁著，《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
1、中文语境的“管理”无所不包
从前面对管理的溯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的对象是涵括范围非常广的，甚至可以说无所不包，具体来说分为三类：人、物、事。以“人”为管理对象就不用多说了，这是几乎每一种管理理论都认可的。以“物”为管理对象又可以分为生物和非生物，以非生物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如设备管理、物料管理等等；以生物为管理对象又可以分为植物和动物，以植物为管理对象的活动如园林管理、农作物管理等，以动物为管理对象的活动如马匹管理、羊群管理等。至于以“事”为管理对象的活动则包括“人”与“物”互动的所有情况，如流程管理、企业管理、银行管理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因此，以人、物、事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了。可以用下图表达中文语境下的管理对象：
图2：中文语境中的管理对象
实际上，儒家体系本身就是一套无所不包的管理理论体系，而且是一套告诉大家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完整体系，提供了一条成为杰出管理者的自我修行路径。大家都熟悉儒家的一句话“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非常清楚、逻辑严谨地表达了一个管理者如何从认识事物、到管理自我、最后到管理天下的过程，而且发现整个过程都遵循着同样的原理，有着共同的规律，可以用同一套方法论体系进行管理。
第一步、格物：先了解事物（管理对象）的运行规律；
第二步、致知：尽可能收集与之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第三步、正心：明确自己的目标
第四步、诚意：表明自己诚恳的态度
第五步、修身：管理好自己的言语行为，尽可能让自己的言语行为都在自己的意识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要意识到一切的后果都是自己的言语行为造成的，不要试图从其他途径去寻找原因和借口。
第六步、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乃至科耶夫所设想的未来的“世界帝国”都是同样的道理。
儒家提出的这套管理体系的内涵不仅与西方管理学的核心原理相同，也与人类自身的运行规律是一致的，这正是主体管理学接下来所要阐述的内容。
2、主体概念的内涵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企业是企业家的的产物，而不是某个项目可能性报告的产物，也不是某种治理机制的产物。企业和人一样，既有无限发展的潜力，也有随时死亡的可能。人不可貌相，企业更不可貌相。小个子拿破仑统率千军，横扫欧洲；残疾人罗斯福领导美国走出困境。伟大的事业靠的是伟大的头脑，而不是伟岸的身材、高贵是的出身，这本是常识。
但是，到了企业界，人们常常犯糊涂，无论是商学院的教授，还是商业杂志的记者，都只能看到企业的厂房、生产线、设备、产品，只能看到眼前的生产秩序和制度，却看不到企业家的头脑，看不到企业家头脑里的“无形企业”。
关键在于人，关键在于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关键在于企业家头脑中的无形企业。无形企业搞好了，有形企业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危为安；无形企业混乱无序，有形企业会百病丛生，就会逢吉化凶、遇安转危、夭折死亡。
所以，企业最需要开发整顿的，不是流水线，不是库房，不是财务，不是销售，而是领导人的头脑，领导人头脑清楚、思维正确、事业心强，暂时的混乱、困难都能克服；领导人头脑混乱、思维错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那么暂时的利润、暂时的声誉都会烟消云散。
上述道理充分说明，无论怎么强调“主体”的作用都不会过分。
“主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歧义，我们只是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进行界定，“主体”就是实施管理活动的人，即管理者，其具有主动、自主的特性，与客体相对。
为了继承“主体”概念本身的内涵，又体现在管理学中的特殊性，特对主体概念进行如下定义：主体，是对象性活动（或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具有明确的目的，能够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涵义如下：
l管理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其中必有主动的一方和被动的一方，主动的一方称为管理主体，被动的一方称为管理客体。
l要成为合格的管理主体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具体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动机”和“能力”，也就是说在动机和能力两个方面都符合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管理主体。
l“动机”主要是从目的、意愿、欲望、意识等方面来考察的，动机越强烈、目的性越强的人越有可能成为管理主体。
l“能力”主要是从对客体的认知及采用相对应的管理方法方面来考察的，具体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图示来简单地说明。
对于管理客体的分类同样可以从“动机”和“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当管理主体的目标明确以后，也就是说主体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事，而且清楚必须通过客体去实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找什么样的客体去做，怎么才能让客体去做。因此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客体愿不愿意做、能不能做，也就是分析客体的动机和能力，根据这两个指标可以将客体进行如图所示的分类：
图3：“主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一类：动机弱、能力低，既没有明确的想法，也没有多少能力，称为“木头”；
第二类：动机弱、能力高，有很强的能力，但没有多少想法和主见，称为“蛮牛”；
第三类：动机强、能力低，有想法，也知道要做什么，但能力跟不上，称为“好人”；
第四类：动机强、能力高，既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有较强的意愿和主动性，而且也有足够的能力，称为“主体”。
一方面，只有在动机和能力两方面都具体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管理主体，另一方面，管理的目标也是尽可能使客体在动机和能力两个维度都能成长，最终使管理客体成长为主体，从而是客体自动自发地完成工作，进而使主体能够“无为而治”。
葛荣晋教授关于中国管理哲学的阐述正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社会科学报》年7月14日第期）：
中国管理哲学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管好自己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这一特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管理学来剪裁中国管理学，势必会忽视中国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葛教授认为管理是始于“正己”而终于“正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用“主体管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作为管理者，首先必须将自己修炼成为真正的“主体”，同时通过管理过程使管理对象也逐步成为“主体”，最终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终极目标。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进一步理解一下“主体”概念变动不居的“动态性”。
主体管理学是从“管理主体”的视角去看待管理，从而将各种纷繁复杂的管理现象理出头绪，并且能够与具体的管理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来说，主体管理学提供了一套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从实践方面来说，将具体的管理主体代入理论模型中，就能够推演出一系列行为预测，为管理主体提供管理工具。
另外，以“主体”作为管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暗示了与“客体”是相伴而生的，正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管理活动要和其指向相一致，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理由”。主体因客体而存在，没有客体也就无所谓主体，所以，当我们研究管理主体的时候，也就必须同时弄清楚对应的管理客体是谁。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我们的研究方法看似是个人主义的，但是由于有“阴阳理论”在背后支撑，因此不至于导致道德上的个人主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主体”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流动性”概念。比如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被称为“人”，但是他如果希望进入“夫妻关系”中取得“丈夫”这样一个主体地位的话，那么“妻子”的存在就是他成为“丈夫”的先决条件，没有“妻子”这个对象，即使他本事再大也成为不了“丈夫”。而且，成为“丈夫”的现实是经历找对象、谈恋爱、结婚这样一个过程才“演化生成”的，而不是“先天给定”的。同时，在做“丈夫”的过程中，既可以充分发挥丈夫的“主体性”，争取丈夫的权利，但是也要充分尊重妻子的“客体性”，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使主客体之间（夫妻关系）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否则有可能失去做丈夫的主体资格。
3、主体管理学的“管理”定义
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是一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活动，既然是一种活动自然就有其独特的方法，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都是管理者自己摸索、自己总结的，随着管理活动的越来越复杂，管理的对象越来越广泛，管理者自己摸索总结的方法越来越不够用，于是产生了专门研究管理方法的人，这就是管理理论工作者，管理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成果就是管理学，也就是系统的管理方法。
由于管理学作为一种学科诞生的时间太短，且不说以年德鲁克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为标志，即使以泰罗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也仅仅刚过百年，百年时间对于一门学科的历史来说是太过短暂了，所以学科体系非常不完善也是很正常的，因此需要更多有志于“管理学”理论建设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主体管理学的创立不过是为其添砖加瓦而已。
一门学科，起点就是精确、简练、概括性最广的定义，基于这个原则，主体管理学对管理一词进行了如下定义：管理，是主体通过客体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对象性活动。为了更直观地表达该定义的内涵，图示如下：
图4：管理的定义图示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任何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目的的活动都属于管理活动，也就是说，除非你没有目标，除非你不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任何人都需要具备管理知识。
当然，这样的定义确实太广泛了，它必然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与主流的管理学教育会有冲突，二是这么广泛的定义能否形成理论体系，也就是能否找到其中的共同规律，并对具体的管理活动起到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这就是主体管理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在浩如烟海的管理学知识里进行比较和验证，这里就不多谈了。这里要谈的是第二个问题，管理如何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管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别人实现自己的目标，表面上看起来是管理别人，也就是要让别人产生行动，并且让别人的行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什么说是“表面上”呢？因为我们要让别人产生行动，一定是通过我们的语言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实现这一切的桥梁，当然，这里的语言包括书面语言、口头语言，乃至身体语言。所以，要让别人产生行动的前提是先管理好我们的语言，因为一切的后果都是我们的语言造成的，别人的会不会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行动的结果自己是有利还是不利？都是我们的语言造成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今天以后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点，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任何目的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实现的。
但是语言又是由什么来指挥的呢？对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一切语言行为都是思维意识的结果，只是意识同样分为显意识和潜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些语言行为自己能够意识到，是自己的意识可以控制的，但是还有很多语言行为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这些语言行为虽然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但是跟我们打交道的对方是能够意识到的，并且会根据他们意识到的信息产生相应的反应，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应会令我们不快，我们会指责对方有意跟我们作对，对方也会觉得冤枉，因为他们确实是在接收到我们发出的信号之后做出的反应，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通过自己的语言行为发出某种信号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然也就导致后果出乎意料，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
下面我们通过对古文《郢书燕说》的分析来进一步“管理”的过程和语言在其中的作用。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过而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篇短文存在着两重误读：一是燕相对郢人的误读，二是“今世学者”对整篇文章的误读。今人几乎一致认为该文是讽刺燕相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实际上该文的深意远远大过于此，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这篇文章，今天我们的管理理论之争就不会如此地纠缠不清了，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篇文章，我们先用一个图形来描述一下文章所演绎的整个过程。
整篇文章的内容是郢人向燕相递交了一个文本，燕相阅读该文本之后在燕国引起了管理改革实践，最后的效果是“国以治”。总的来说，这是个好的结局，虽然可能最初的文本并不一定是燕国管理实践的直接指导者，但整个事件是由此引起，因此整个过程中不应该有人收到指责，将燕相作为反面教材实在是莫大的冤案。只能说“国以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必然性而是一种偶然性，我们需要分析这种偶然性中有什么内在规律，误读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避免因误读而产后可能的不良后果。我们下面就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剖析。
首先，整个文本的核心观点是“举烛”，只是同样一个“举烛”的概念在郢人和燕相那里的情境不尽相同，在郢人那里的情境是“夜书，火不明”，需举烛照明，表述成文本以后“举烛”一词的语境文中没有介绍，只是表明了与“举烛”并无关系，即“举烛，非书意也”。
燕相面对的文本与郢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举烛”一词在文本中的“语境”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燕相所处的“情境”与郢人并不相同，其思维状态与郢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同样的文本在燕相头脑中产生的思维反应也就不同，产生误读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郢人和燕相所处的情境不同，但最根本的是两人头脑中的思维状态不同。两人的思维状态分别如下：
“举烛”在郢人那里“非书意”，也就是说郢人通过文本想要表达的意思并非“举烛”而是其他意思，亦即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是“显意识”，而“举烛”是潜意识或无意识，这种情况在弗洛伊德那里非常普遍。而在燕相那里，郢人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显意识）对他没有产出影响，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国家人才不济的现状，这是燕相的显意识，是他苦苦思考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也许正好处于即将要得到答案的状态，正好“举烛”一词捅破了这张窗户纸，令他豁然开朗。类似情形在科技发明创造史上应该也不鲜见。
前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同样“语境”的文本在面对不同“情境”的大脑思维状态所产的效果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不严谨的文本为什么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郢人的文本是不严谨的，因为“举烛非书意”，“举烛”一词与文本的上下文意思并不一致，可以说这样的文本并不符合逻辑一致的要求，但是这样的文本传递到燕相手中以后，却产生了“国以治”的良好效果，那么产生这种良好管理实践效果的主要功劳应该是归于郢人还是燕相呢？这个结论应该不容易下吧？当然，郢人的触发作用也不应该完全忽略，但如果过于夸大其文本的作用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同样道理，对于德鲁克的诸多管理著作来说，并没有严谨的逻辑一致性，有的是充斥其中的大量新概念、新语词，也对诸多企业家产生了很好的触发作用，但其文本的价值是否真的有宣传的那么大呢？这样的反思应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吧？
7、韩德强著，《整体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1月第1版
8、[美]W·爱德华兹·戴明著，《戴明论质量管理：以全新视野来解决组织及企业的顽症》，海南出版社，年7月第1版
9、王国锋，“郢书燕说的双重误读”，中国社会科学网，-6-2
王国锋杨正华感谢支持和鼓励！